入自然花径 开笔墨新途

——解读赵占东写意花鸟之变

我一遍又一遍地赏阅赵占东这一阶段新创作的花鸟画，异常兴奋。它让我看到了他在中国写意花鸟画领域迈出的新步伐。所以冠之以“新”，是因为他的花鸟画走的不是老路。他是以宏观的花鸟笔墨图景，代替泛滥的传统图式的因袭和翻板;他是以花鸟与环境的共生共荣的生命体验，代替了传统花鸟画习用的“折枝”或“盆供”的表现方式;他是以开阔的视野、全新的思维方式和观察世界的眼光，从庭院、室内走向山野，走向林间，走向生生不息的自然花径。他将大自然中神清气爽的山川草木、野卉山花视为当代花鸟画的创作源头，走出了文人画、小品画的小天地，去画那闪耀着无限生命光彩的林中花路，去画那生机勃勃的草木精神。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原野交响、流动山气以及花草鼎沸的生命情意，都是传统花鸟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虽然，它还在行进之中，但重要的是，它已经从当代生活的敏感中，为中国写意花鸟画提供了一个新视觉体验，开启了一个方向、一个思路、一个大美的境界。

如果说，在走向21世纪之前，赵占东的花鸟画处于“蓄势”阶段，立足于传统的提取、理论的研究、生活的积累和多种技法的尝试，那么，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世纪之交，赵占东开始释放能量，他的花鸟画集中在下述三个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开掘，赋予写意花鸟画以新的观念、新的命题、新的笔墨语言融合，升华为独特的审美理想。

其一，入自然花径，开题材之新境。

自1997年赵占东创作的《秋声赋》在全国美展中亮相以来，他先后创作了一系列表现野草的作品，如《秋醺》《金秋》《长天秋水》《芦汀秋韵》《秋之恋》等，把野草纳入画面，赞颂它们不争春夺艳、甘于寂寞、不畏摧残的生生不息的抗争精神和顽强的生命力，让野草成为他艺术创作的主体，已成为他独有的语言符号，开创了把野草作为中国写意花鸟画主题的先河。与此同行，他又创作了一系列表现“石韵”的作品，把艺术的触角聚焦在山林间的石溪草泽，让野草、青苔、溪流与坡石在自然组合中绽放异彩，那些从来不被人们注意的荒野僻境，那些看似不能入画的乱石苔草，却在赵占东笔下营构成或清幽、或野朴、或烂漫、或风动的自然空间，冷峻苍凉中显清韵，静谧无声中露生机。如《幽谷清流》《花溪》《石韵》《天籁清音》《溪口》《春溪》《细流无声》等作品，都保持了以境立意、形真趣远、清新幽寂的一致特色。

近年来，他不仅在《野草系列》《石韵系列》中深耕细作，又得南国热带雨林的自然景观之助，在山花烂漫、野卉飘香、藤葛交错、杂树林丛的茂密、葱茏、繁复的原生态中去找寻生命的节奏，他要从缠绕、攀援、寄生、互生的植物群落中去寻找那竞相生存、争芳斗艳的花木精神，去构建开阔、宏大的花鸟景观及它的和谐之美。他画古木枝干穿插错落的《丛林之舞》，他画山花野卉叠放交织的《林中花路》，他在《竹乡清韵》中聆听竹影下双鸟的天籁之音，他在《春满雨林》中感悟奇花异草天机天趣的大美景象，他画《雨林长春》的生意盎然，他画《雨林之晨》的清新郁勃，他画《闲花漫语》的喃喃细声，他画《世外繁花》的野逸新艳，他将茂密浓郁的雨林奇观转换成泼墨、线条和色彩的世界，把花、草、树、石以“截断法”剪头去尾地移入画面，由此形成野逸、丰厚、奇崛、明艳的绘画风格，追求画面整体的多彩多姿，表达他对于热带雨林植物的真切感受，呈现的是自然花径中充满活力的生命意识和充盈和谐的自然精神。

其二，入自然花径，开笔墨之新途。

赵占东花鸟画的表现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必然带动技法的变革。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表现“野草”“石韵”还是“南国风情”，入自然花径的实境的感受使他不断地改变艺术构思的经验及语言手段。而且，他的作品几乎都是以系列面貌推出的，这应与他那种锲而不舍的耿介性情不无关系。

在他的《野草系列》中，立足于表现野草的生存状态，以强调草木精神为主旨，多运用西画风景中的满构图，运用了向“没骨”“泼绘”靠拢的手法，融国画的水晕墨章与西画的色光彩影为一体，以多次积墨积彩之法，强化了色调而丰富了色彩，但仍可以看出或以色线或以墨线勾勒的密集小草隐显于整体的团块之中，突出了繁富和谐的层次和浑然迷蒙的野趣，令色、墨、线、韵统一于时空的氤氲中。这种在前人作品中从未见过的新格局，刷新了花鸟画的面目，重铸了表现主体的精魂。如果说赵占东早期的野草系列，偏向于吸收西方艺术的有益营养，注重于整体色调与形质的统一，那么，近年的野草系列却在此基础上，加大了笔墨元素的介入。如《芦汀金秋》《秋之恋》中，大面积的留白，大笔头的草叶挥洒，取象务求见笔见墨，构图只要大的开合，不在繁琐枝节上刻意求工，而在表现雄肆、凝重的整体感上用力，这都表明画家冥思变法的趋向和不断超越自己的努力。

严格地说，赵占东《石韵系列》也可纳入《野草系列》，因为野草也是石韵画面的主体。它们的区别在于后者以表现野草为主，前者主要表现石韵;后者趋向于表现疾风劲草的大野雄风，前者着意于野草与山石环境相融散发的幽静之气。山石与花鸟的结合在以往的作品中并不少见，但像赵占东那样致力于山石与青苔野草生存与共的描绘，应属首创之作。景观的呈现，不取若忘若忆的模糊印象，不用提炼过甚的符号，而以摄取局部和细节的近镜头，颇有真实感，是笪重光所谓的“实景”，有接近西画古典写实之处。他使用的艺术语言，既有以大写意的笔墨方式表现山石的形质，也有借鉴西方明暗法淋洒墨点、色点塑造植被的蓊郁华滋，那流淌在水草苔石间的潺潺溪流更使画面平添天籁之韵。画中实现的是工与写、粗与细、线与点、线与面、疏与密、墨与色、动与静等多重对比映衬，已不止于画家具体的感受和一时的情愫，而是一种升华了的境界、一种淡泊宁静的情怀，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渴求。

他的《南国雨林系列》可以说是集传统与现代笔墨之大成，汇中与西、艺术与生活信息于一体的典范。举凡中国画的种种笔法、墨法、色法在这里都派上了用场。它是线的世界，是墨的天地，是色彩的花园。如果用音乐作比喻，它不是世俗甜媚的流行音乐，也不是黄钟大吕的远古回音，而是气势磅礴、宏伟壮阔的交响乐奏出的自然之歌、生命之歌。它是在工笔与写意、双勾与没骨、泼墨与重彩、山水与花鸟、大景与小趣的两极间，营造的笔飞墨舞、丰厚多彩的大自然，通过勾勒、渲染、点、皴擦、泼洒、碰撞、覆盖、流动、集结、沉积等多种语言的交汇，把写意花鸟画推向更高的层次，突现恣肆、雄浑、绚丽和幽秘的艺术个性。

赵占东不仅走出了古人的艺术世界，也走出了自己的艺术世界，步入移情、诗心、表意、蕴魂的大化之境，在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中另铸新意。他那团块式的意象造型、整体形式的情态结构、近似舞蹈乐韵的节奏韵律、神奇瑰丽的花形树态，既有东方的典雅平和、鲜活自然的一面，也有星光灿烂、山花怒放现代感很强的一面，他接通了阳刚阴柔的老庄哲理，又融合了西方现代构成的某些元素，把心灵通向大宇宙，追求属于这个时代的气质、风骨、神韵。应该说，赵占东的花鸟画是现代意识与传统文化的连接，是时代精神的铸就。

其三，入自然之径，开诗性之新意。

诗与画互相促进，互相补充，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文人画力倡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强调的是象外之趣、画外之情，也就是苏东坡所说的“得之于象外”，是对自然的深化。事实上，自然中的花鸟草虫本是客观存在的，文人画家将其作为审美对象时，必然要把它们和自己的意念融合为一体来加以表现，并赋予它们以某种品格。诚如宋代周濂溪所云:“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也。”(《爱莲说》)正由于“美”是人类向往的积极生活的形象的体现，因此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花鸟等自然物的形象比作人的生活美的一种显现，或把它作为一种暗示和象征来加以欣赏和观照。

赵占东的花鸟画所以能开题材之新境，创笔墨之新途，正是继承了百代不衰的东方诗意传统，醉心于“野草”“石韵”的诗意描绘，抒情诗般地吟唱着南国花木的神奇与壮丽。这是他个人的禀赋、阅历、个性、修养、学识、情感的一种反映，是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种折射。只有对于这一点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我们才能对赵占东那些画得很美丽、很灿烂，又很幽邃、很野逸的写意花鸟与他时而豪宕激越，时而又澄如秋水的内心世界之间寻找出一些必然的联系来。

他曾熟读过唐诗、宋词、元曲中最美丽、最深情的篇章，与千古圣贤一起求索、陶醉于诗的国度。他说不读诗，找不到画意，便找不到中国画的灵魂。他也写诗作赋，不少名山胜景留下了他的即兴诗作和楹联。或许赵占东就是一个对自然花鸟无限眷念的行吟诗人，那山花、野草、苔石、溪流、雨林、杂树等所构成的自然花径，都催生他产生不可遏止的诗性吟唱和抒怀愿望，深厚的诗文修养使得他对自然花鸟的浓浓诗意与深度抒情得到高度发挥。试看他的画，品读他的画题，你心中自然在默读一首首浪漫的诗篇：《林中花路》《醉流霞》《细流无声》《雨林春酣》《烟竹春晓》《秋之恋》《溪涧清韵》《春满雨林》《秋水长天》……可谓清词丽句、妙语连珠，一句一个花情，一句一个花意，一句一个花思，是画意也是诗意。平白如话又刻骨铭心，质朴自然又高贵美好，让你浸泡在中国文化的渊源中领略中国艺术的博大，让你一点一滴精彩地品味花鸟世界的美好。他为中国花鸟画提供了一个独有的审美境界。注重诗性内涵的赵占东，并未像有些时人那样通过题诗而拔高立意，也不像古人那样以题诗炫耀才华，而是以诗人的感受指引观者去领悟那寄寓在画境中的超越视觉而润泽心灵的诗情。这时我们看到，赵占东所为之咏叹、抒发的诗性之新意是由他那诸多的系列作品的总体规模构成的，是依附于花鸟符号并超越花鸟符号，采取重叠抒情的手法，以多种声音和花鸟意象，将内心经验推向深刻的诗意世界。

面对已有的成就，赵占东充满自信，但他并没有固步自封。他在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艺术不仅需要浸染着主观情感，还需要紧紧地拥抱生活，即“入自然花径”，而更重要的是“开笔墨新途”，即为传统笔墨开辟新的领域。然而这笔墨新途并不是客观现实所提供的，因为写意花鸟画的语言体系是传统所赋予，它一定是在传统的积累中得来。传统笔墨的价值是永恒的，无论是在花鸟、山水还是人物画中，它不只是语言、方法、造型手段和形式趣味的来源，也积累着中国的文化传统，能够表现人格和艺术品位。问题在于怎么用，会不会用，能不能变通。事实证明，任何忽视笔墨的做法都会让人误入歧途，对笔墨的锤炼应该是一个画家终生渐修的课题。在赵占东艺术创作的历程中，对传统笔墨的重视时时警砺着他，这就引发他在创立新境之外，不时地产生回归传统的自觉，常常在传统的笔墨中讨生活。这种念念不忘筑笔墨深厚之基的诉求，主要表现在他的另一类以传统题材为主的作品中。他笔下的梅、兰、竹、菊、荷花、紫藤、葫芦以及蜻蜓、蜜蜂、雏鸡等花鸟，多在笔墨传统上着力，其笔势的婉媚与泼辣、飞舞与凝重，其布势的开合与内敛、疏密和跌宕，在大笔挥洒的舒卷自如中，给人以痛快淋漓、流光溢彩之感，显示出一吐为快的畅达。他作品中流露出的笔情墨趣，遥接陈白阳浓妆淡抹的风神，近承苦禅随缘成迹的意绪，内含缶翁以书法笔意入画的苍厚，也不失任伯年的墨彩飞扬，多种美学品格的融入使他的作品展示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由此看来，赵占东写意花鸟画的新语境应该是深厚传统与现实生活完美结合的产物。内承传统，外兼西风，积极拓展花鸟画的表现空间，力求突破原有的造型观、构图式、笔墨律与用色法，发展直指本心的诗性语言，尤其注意使花鸟画语言变更适于现代人精神生活与情感交流方式的需要，是赵占东一以贯之的继承观和创作观。

在赵占东的艺术中，传统与现代既并行不悖，又互为表里，西方与东方既存在区别又可以相通。一方面他能够以现代意识诠释传统母题，使尘封已久的传统重现辉煌;另一方面，他又善于发扬传统图式背后的原创精神和语言魅力，以开拓现代笔墨的新途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入自然花径，开笔墨新途”作为赵占东艺术品评的题目，并非不切实际的故弄玄虚，而是精辟地概括了赵占东绘画的卓荦之处。

2011年7月30日凌晨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