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1989)， 中国现代中国画家。1907年3月26日生于江苏省徐州市，1989年12月5日卒于北京。
李可染自幼即喜绘画，13岁时学画山水。1923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回乡作小学教师，并任教于徐州艺术专科学校。1929年，考入西湖艺术院研究班，学习油画并得到林风眠的指导与赏识。1932年作《锺馗》并入选第2届全国美术展览。
1937年，入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等地画抗日宣传画。1942年在四川重庆参加当代画家联展。1943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画讲师。次年在重庆举办水墨写意画展。1945年与林风眠、丁衍庸、关良、倪贻德举行5人联展。这一时期的作品，以山水和写意人物为主。1946年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翌年春拜齐白石为师，相随10年。同年又深得黄宾虹积墨法之妙。1949年后，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1953年在北京举行了李可染、张仃、罗铭写生联展。
1957年，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画了大批写生作品，在笔墨、造意与境界的处理上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将西洋近代绘画注重感性真实和对象个性的特色融入中国画的笔墨形式之中，破除了传统山水画辗转相承的老程式，给作品注入了新鲜的生命感受和现代特色，是对传统山水画的突破，并由此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
1959年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捷克斯洛伐克举办了画展并出版了画集，当年被选为第 5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国画研究院院长。
1983年摄成美术教育片《李可染的山水艺术》，欣赏片《为祖国山河立传》、《李可染画牛》。
1986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回顾性的李可染中国画展，展出了他各时期的作品 200余幅。这一时期是李可染创作的又一高潮阶段，笔墨更加纯熟，挥写更加自如，意趣更加醇厚，形式更趋于风格化。
李可染的山水画重视意象的凝聚。他强调作山水画要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即从单纯到丰富，再由丰富归之于单纯。他在40年代的山水作品还留有朱耷、董其昌的影子，清疏简淡，是一种线性笔墨结构。50年代以后的作品，借助于写生塑造新的山水意象，由线性笔墨结构变为团块性笔墨结构，以墨为主，整体单纯而内中丰富，浓重浑厚，深邃茂密。
他从范宽、李唐、龚贤、黄宾虹等古今大师那里汲取了创造朴茂深雄风格的营养，又迥然不同于他们。他多取材于江南与巴蜀名山大川，因而融铸了他风格中的幽与秀。他的纯朴、醇厚的北方素质又使他的风格溶入了朴茂深沉。他又将光引入画面，尤其善于表现山林晨夕间的逆光效果，使作品具有一种朦胧迷茫、流光徘徊的特色。从总体看，李可染的山水画比明清山水画更靠近了对象的感性真实，从某种意义上看减弱了意与形式趣味的独立性。这是对于明清以来山水画愈益形式化、程式化倾向的一种补正和突破，且与五·四运动以来注重写实的文艺思潮相一致。
李可染对写意人物画曾下过很多功夫，下笔疾速，动态微妙，形象夸张但不丑化，朴质却不古拙，富于诙谐、机智特色和生活情趣，齐白石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李可染还是画牛高手。他喜欢牛的强劲、勤劳和埋头苦干，画室取名师牛堂。多年来画了大量牧牛图。
李可染善书法，喜搜求书帖，尤爱北碑。他的书法，得益于黄道周，亦得益于他的绘画修养。重结体的建筑性与神韵，态静而多姿致，刚劲、苍秀又温绚朴厚。他为许多著作题签，布局构图必经营再三，落笔即极具妙趣。
李可染长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授，培养了许多山水画家。他认为学习传统绘画，第一步须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第二步要以最大的力量打出来。这是他几十年艺术实践的总结，也体现着他对传统和创造的普遍看法。出版有《李可染水墨写生画集》、《李可染中国画集》、《李可染画牛》等。
11月22日下午，北京国际饭店三楼，目睹着李可染先生的水墨巨制《长征》最终以1.075亿元创造了中国近现代书画作品的拍卖纪录，忽然想起了北宋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里的那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如此联想，并非李可染如古代政治家那般“愁肠百结”，而是李可染的作品既含正气，又有清气，雄拔沉郁。李可染及其艺术何以赢得“身前身后名”，是一件值得探究的事。
未居庙堂，而有高迈
出生于徐州的李可染其实是一个苦孩子出身，其父先为农民，后为渔民，双亲均是目不识丁。李可染因为好奇而早入艺途，因为颖异而常遇贵人，年少时有乡贤钱食芝提携，继而得林风眠赏识，复而为徐悲鸿推崇，更有齐白石、黄宾虹并世两昆仑为其靠山……而李可染成就大业的根本原因则是他自身追求的高迈。
李可染直到年届74岁时的1981年，才担任举旗不挂帅的中国画研究院院长，一生的绝大多数时期只是一个艺术家、一介布衣，但他的一生所系，主要是通过艺术而关乎天下与民族。年轻时，他以艺术而投身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事业，在杭州参与的“一八艺社”等进步学生运动是一个艺术青年的热血之举，在家乡徐州从事的唤起民众工作、在武汉等地创作的许多抗日宣传作品则是一个艺术家的社会担当。到了晚年，李可染作为一个艺术大家，参加了大量的公益活动与慈善事业，赤子之情与仁爱之心是李可染艺术的人文基石，深厚而又广大。
其人文思想化入艺术，则是他把自己的艺术探索与艺术创作始终归结为艺术时代性的提炼与总结。早在杭州国立艺专求学时，他以中国画底子而转入西画专业，且后来居上，在于他学习的勤奋与思想的活跃。20世纪40年代前期，他应邀担任重庆国立艺专讲师时，提出“以最大功力打进去，以最大勇气打出来”，深入传统堂奥，由文人画而及宋元画理、汉唐气象。50年代初，他和张仃等人有感于元明文人山水画的清疏与清代院体山水画的刻板，大胆地深入生活、深入自然，且坚持不懈，从而开辟了山水画的新天地。60年代初，他把学习所得、生活所得、思想所得转化为艺术所得，采一炼十，由对景写生转向对景创作，完成了个人艺术面貌的塑造与展开，同时确定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山水画艺术的时代坐标。更为重要的是，70年代中后期至去世之前，他在“为祖国山河立传”的旗帜下，以雄厚精进的创造力，把个人所有转化为时代所有，把艺术所有转化为历史所有。
李可染一生的主要社会角色是教师，正是在课堂上手把手教学的过程中，正是在带领学生外出写生的路途中，李可染通过言传身教，把自己的人生色调敷设在年轻学子的底版上，把自己的思想情怀浸漫进年轻学子的脑际里，把自己的探索追求扩大为师生共同奋斗的事业。李可染以寂寞之道，创立了中国美术的“苦学派”。李家山水不仅丰富了中国山水画图式宝库，更让20世纪的中国山水画可以无愧千古，笑傲江湖。
不处江湖，而得纵逸
李可染弱冠时即以大字榜书而让乡亲们纷纷登门求春联。年轻时，他的个人展览会举行，徐悲鸿等名流或以作品交换，或付钱相购。上世纪60年代，北京荣宝斋销售其作品，价格已然不低。80年代初，香港艺术品拍卖会上，李可染的作品便高逾数万。这些年来，其作品在海内外，无论是画廊经营，还是拍卖，行情都是一波未了一波又起。他与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张大千组成的第一方阵，带动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不断上扬，体现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基本走势。
其实，李可染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的任一阶段，都只是顺其自然，他不排斥市场，不讨厌金钱，不拒绝收藏，但他不喜欢哄抬炒作，也不愿意独享其成，更不愿意让市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他始终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一个辛勤的耕耘者。
李可染多年以画牛作为应酬的手段，因为画牛比画山水要轻松一些，快捷一些，也因为他笔下的“牧童遥指杏花村”，远较他那黑乎乎的山水，更让一般观众喜欢。其实，他在花鸟与人物方面下的功夫也是穷追究竟。在重庆艺专当讲师时，他着力研究中国画的文人画传统。他崇尚文人画的清朗与率真，其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高人逸士还是仕女走卒，都放逸恣肆。1947年，在北平国立艺专任教时，他登门拜齐白石为师，直至老人去世，整整十年，他有空即为老师磨墨抻纸，虚心讨教。不仅白石老人大写意花鸟画的磅礴气势在李可染的牧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其拙朴的民间意味还在李可染的书法、山水中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求学于杭州国立艺专时，李可染认识了印象派作品的光感，并在后来的艺术创作中，让其在中国画的墨色中变化闪烁。上世纪50年代，李可染多次去浙江写生，在杭州时，他住在黄宾虹先生家数日，于朝夕相处间，于笔起墨落中，寻求老师的思想轨迹，印证艺术的真谛。在对北宋山水、特别是范宽艺术的研究中，他确立了壁立千仞山体图式，并赋予这种图式以纪念碑之意义。在追随并实现黄宾虹“浑厚华滋”艺术理想时，他将笔法确定在魏碑之拙辣，而重点寻找、扩充传统墨法、甚至包括黄宾虹“七墨”的表现力与冲击力，在北派山水的浑厚中增加了圆融幽微，在传统山水的意象世界里开始了抽象，由此，时代感与历史感、个性与艺术性在一片交响中融汇成既高昂而又纵逸的李可染艺术。
李可染的艺术因其影响的广大而早有学术定位与市场行情，如今，当他的作品《长征》拔得中国近现代艺术拍卖市场头筹时，我们应当看到这位天才型的艺术家的伟大成就其实是平地而起的丰碑，一砖一石，都是他以汗水与智慧捡拾、堆垒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应当如此——以丰厚来回报伟大艺术家的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