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生于安徽临泉
1986年毕业于阜阳师范学院美术系
1992年任职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1999年创办【艺术状态】杂志并任主编
中国新水墨画院副院长
清华大学当代艺术名家导师班导师
多年来,王非以学者的姿态置身于艺术,精心于当代水墨的创作与研究,并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无论传统与现代,还是花鸟、山水和人物皆有深涉。其作品先后参加北京第三届国际美术双年展、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展、2009年批评家年度提名展、今日中国美术大展、中国实践水墨艺术巡回展等。2016年代表“中国国家展”参加第21届洛杉矶艺博会,作品备受关注,成为整个展区的亮点,多幅作品被艺博会组委会收藏。其代表作《时代的脸》系列、《镜像天庭》、《丰欲的困倦》以独特的语言和文化视觉揭示了全球化时代下人性的异化和生存哲学,并著有【“死墨”论】。
——读王非
陈孝信
提笔写王非,我有一种冒险的预感,因为他涉猎广泛,多才多艺,更是因为他很难被定位,一直都处在不断地向前推进的途中。若要是问何处是他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他又是一个极富诱惑力的人,促使我有兴趣去深入一层了解并理解他。
所以,我决定冒一次险。
甲午年“白露”过后,我去京华参加多个展事。期间,他来接我去他的工作室看画,聊创作,而一位热心人——南溪,还在一旁陪着我。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走进了他的世界——人称“独具个人风骨的王非境界”(陈慧颖语)。
王非,何许人也?且看他的自述:“生于安徽农村,毕业于阜阳师范学院。1990年成为“北漂”一族,任职于……一个理想主义者。”关键自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许这才是他此生最大的亮色。“北漂”以后,他做过佛教文化的整理、研究工作;编过《青年艺术家丛书》;创办了《艺术状态》期刊……一直干到了2005年,他才放下已风生水起的主编工作,潜心创作。他的人生信条是:“带着问题生活才是生活;带着问题创作才是作品,问题决定人的本质”。一个颇为了解他的人则如是说:“他过着平静,简单的生活,外在的孤独使得他的精神世界异常地多彩、强大”,“他的绝大多数时间不是用来创作,而是读书、思考、研究书法”,“一个为艺术而生,用生命谱写‘另类’诗行的艺术家”(刘建钢语)。这些都是信言。故此,我把他归入了“学人画家或曰艺术家”,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作者电影”的“作者”。
既然是“学人画家或曰艺术家”, 坚持“言说”也就成了头等要紧的事。他自己也说:“我们永远只能通过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知觉去言说我们的有限以呈现无限。”并认为,“言说”更接近思想。其实,坚持“言说”也是“新水墨”或曰“当代水墨”(这两个概念其实还是有区别的,不能混同,理由我已在另文中说过,此处不赘),所必须坚持的头等要紧的事,此处,有必要转引一段我十年前发表过的一段文字:
“不错,视觉艺术家需要‘语言’形态,需要视觉形式,需要可供欣赏的手艺,乃至需合适的装裱——这些都是常识。但语言形式、方法、手艺、装裱(包括今天说的观念在内)一旦离开了、或有意无意地淡忘了艺术家作为个体生命的深沉而有力的‘言说’(激情的渲染、灵魂的敞亮、精神和思想的深刻),它们又有多少意义或价值可言呢?!它们不就是一张张没有生命力的、褪壳后留下的美丽蛇皮吗?!由此可见,对任何一位艺术家而言,坚持‘言说’乃是第一位的,是原动力,是核心,是大脑,是先于‘语言’也重于‘语言’的主体性存在。一切的语言形式、方法、手艺、装裱(包括今天说的观念在内),都要为‘言说’服务,成为‘言说’的‘家园’,然后才能获得意义和价值。由此,便可以推断出一个结论:谁还在坚持‘言说’,而不仅仅是在游戏某种语言形式、方法、手艺、装裱、观念,谁就能活在当代艺术史中。否则的话,无论他(她)过去多么地了得(曾经是在认真地‘言说’),如今又多么地活跃(往日浮名的几多喧哗),其实,都已‘死去’了!除非他(她)重新学会了‘言说’!”
“新国画”、“新文人画”,甚至包括部分的“实验水墨画”之所以会渐渐地离我们而远去,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中间极少有人是在真诚地“言说”!在他们那里,到处可见无病呻吟和游戏笔墨,趋炎附势、追名逐利更是成了一种顽疾!这也从一个反面向我们证明了一点:坚持“言说”乃是一切艺术的脊梁所在!
王非又是如何支撑起这根脊梁骨的呢?具体说,他的真正起点(也是转折点)是2005年开始创作的《关系》系列。取题叫“关系”只是一个统称而已,并无特别的深意。这个系列包括了近三百件作品(后被选编进了一本厚厚的画册,于2006年出版),其主题包含在艺术家的一段自述中:“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物资(应该是物质——笔者)的贫乏和精神的集中,造就了经济发展后贪欲的极度膨胀与精神、信仰极大的萎缩,这种物资(物质)与精神的严重失衡,会将一个人击碎,灵魂也不知去向。”为了体现这样一个主题,艺术家站到了一个“反美学”的立场上,用批判性的视角揭露了芸芸众生的悲剧性“存在”。这里的“众生们”早已失却了具体的身份,甚至连性别特征也不再重要,鲜活的个体生命蜕变成了一具具行尸走肉,贪婪、孤独、焦虑、萎顿吞噬了它们空虚而干瘪的灵魂,使他们如同孤魂野鬼一般拥挤在一个都市的“水泥、钢铁森林之中”,连“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变得如同地狱一般阴森恐怖!《关系》系列在思想的层面上虽然被赋予了一种存在主义的色彩,但它们(同一主题的近三百件作品,连贯在一起,具有了排山倒海之势)既是对“工具理性”、“技术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异化)的深刻反省和批判,同时也是对健康人性、理性、普世价值的热切呼唤,揭之深亦爱之切,一种良知促使他要在破碎了的幻镜的废墟上,去拾掇起希望的珍珠,为了自己和他人,为了明天……所以,在这个系列中,我们仍能找到艺术家有意留下的被“改写”过的线条和从深暗之中透射出的光芒! 在完成了《关系》系列之后,王非又沉淀了数年。期间,他在抽象表现水墨方面做了许多尝试,也积累了一些成果。但在他的心灵深处,却在不断地积蓄着能量,试图在人物表达的主题方面再有一次惊世骇俗的爆发。
2008年,他等来了这一天。
在这一年中,他以最饱满的激情,最充沛的精力,以急风骤雨般的浓重笔墨完成了一幅题为《镜像天庭》的人物巨作:高300cm,宽800cm,人物四百多。仅凭它的尺寸(因为尺寸之大,亦是难度之大),在“新水墨”画史上,就应占有一席之地。它的图景被一位评者形容为:“像预言家一样的悲情宣告,像交响乐一般的大气恢宏,像解剖肢体般细致冷寞,像一只在荒野中呐喊的狼,孤独苍凉而旷远……”(陈慧颖语)巨幅图景所提示的仍然是存在的荒诞、人性的堕落和生存的困厄,可以说,它就是《关系》系列的集大成之作。借用的手法虽是“宏大叙事”,但又被抽空了具体的时间、地点、故事。所以仍然是一件“反美学”的“宏大叙事”。在巨型构图上“集合”了种种“现象”的“碎片”,从而架构起了充满了反讽意味的象征主义的“末日景象”。它使我想起了米盖朗琪罗的《末日审判》,只是其中的“上帝之手”——审判者并不“在场”,而被隐到了画面的深处——实则也就是艺术家手中的那支笔!
在艺术语言的把握上,《关系》系列与《镜像天庭》前后大致连贯,可以归入同一个语言系统——整合与转换中、西两大语系——亦即“中西融汇”。这本是自林风眠以来,包括“实验水墨”、“现代水墨”在内,所采取大思路。功过是非有待反省。王非虽称不上是“实验水墨”、“现代水墨”的干将,但他又不能不受到影响。所以上述作品都可以称之为“后实验期水墨”的代表作。这些特征体现在:首先是它打通了中、西隔阂,既部分地保留了笔墨表现的语言手段(尤其淡墨积染),又融入了超现实主义的结构方法,还借鉴了一些符号学和硬边抽象的方法,在细节处理方面,更是不拘陈法,“多管齐下”,做到了多元共存(架上与观念)。其次是《镜像天庭》虽然采取了“反叙事”的“碎片”结构,但大节奏和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处理却显得颇具匠心:既做到了各段落之间环环相扣,跌宕起伏,且又高潮迭起,蔚为壮观!大节奏犹如洪波翻涌,一浪高似一浪,让人看过后身心激荡,久久难以平静……而在全局的把握上又显得相对地单纯、统一。
无论是思想的深刻程度,还是艺术语言的把控程度,《关系》系列,尤其是《镜像天庭》都堪称是坚持“言说”的一路“新水墨”史上的一抹亮色。
我这次在他的工作室里,还看到了他最近创作完成的一批人物肖像,堪称精彩。这是他誓将“言说”进行到底的又一个崭新的阶段。所谓的“新”就在于它们不再是“广角镜”式的全方位呈现,而代之以“聚焦镜”式的“精神解剖”,这些个体的面部或焦虑不堪,或贪婪无度,或滑稽可笑,或迂腐呆滞,不一而足。这类“精神解剖”的肖像更能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个体生命的精神面貌和内心真实,具有了当代人“精神史”的“标本”学的意义。
在艺术语言上王非又往东方传统的深处迈进了一大步——主要是运用了简笔写意的手法,师承了梁楷《泼墨仙人》的传统,所以更能发挥王非在传统修养方面的优势。“新”还在于它们的视角独特,常常是“歪打正着”,不拘一格,且又能“一语中的”直达人物的本质。这个阶段的创作状态也显得更加轻松自如,因而也更加具有了一种灵气。
对王非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好兆头!也预示着: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他还将有一个更加艰巨的整合工程。而随着这项“工程”的深入展开,王非也必将有更精彩的作品问世,而“言说”的水墨也将迎来它崭新的明天!
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2014.10.23-11.3,完稿于南京·草履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