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看我的画，不外两种印象，一是无奈中的调侃，多少有胡作非为之嫌；一是荒诞不经，令人不可理喻，最多、最好的理解便是黑色幽默了。
前者难说准确，后者不无恰当。但就幽默讲，在我的画里的确有所流露，至于说是“红色幽默”，还是“黑色幽默”，我都不自确认，倘若红色幽默是健康的，当然就是“主旋律”，那么黑色幽默，除了具有一定的讽刺性、批判性外，大都以玩笑的形式揭示现实的荒唐，这类的东西想必就很难登上从前人们想象的那个大雅之堂。以现在的情形看，所谓大雅之堂均被一色红的“正统”所垄断，假如你有意要靠近它，想登上这一大堂，就必须达到一个标准，便是虚情假意，你必须颠覆你的真情实意，彻底脱胎换骨才行。说穿了就是服服帖帖地甘愿捧臭脚、拍马屁，以绘画的方式去满足权贵和庸人们的低级趣味。以之对照我的行为与画，那幽默无疑是黑色的，自然和“正统”靠不上边。当然，就“幽默”二字而言，它的分量之大常常令我生畏，虽然在我的画中时有透露，但总不敢大大方方地去承担，因为那是一种极高智慧和境界的到达。
再如“荒诞”之说，在我看来本无所谓荒诞不荒诞，因为荒诞就是现实，现实就是荒诞。一旦我们悟入现实人生，荒诞立刻真实地摆在你的眼前，我们不妨观察一下周围的人，撕下它的假面，正视它的负面，看看真假，善恶在同一个人身上“花开两朵”，一会儿高尚，一会儿丑陋，这种纠缠和分裂，带给我们的疑窦，有时真的莫明所以。因此，我的兴趣总会在这种人出色的表演上，我乐于观察人们无意中流露的东西，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动作和表情，这无疑最接近真实。
与其说我的画中充满了矛盾、充满了荒诞，不如说是现实中充满了矛盾和荒诞。一旦透过现实人生回到我的画中，恐怕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虽不免主观的心象意造，但总的来说没有偏离现实生活的轨道。
至于调侃，实在代表不了我真切的内心，尤其像王朔式的调佩，我与之有相当距离。王朔有一定的颠覆意义，能说出人们想说又不敢说的实话，以玩笑的方式令人解气地把人的生存状态揭露出来。问题是他的“玩笑”最终大于甚至干脆代替了“揭露”，于是不免陷于轻薄、油滑。这恰好被他所揭露的对象因势利导加以利用，从而使人们在精神上造成了更大的混乱。我表面近乎玩世不恭、胡作非为，甚至嬉皮笑脸的行为，都是面对无奈和心与物的对立时，内心极其痛苦下的一种反抗。尽管我把看见的、听见的，想见的、梦见的、丑恶的、肮脏的、恐怖的、残酷的方方面面都以画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我始终抱有着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又是永远不能让我自由和真正解脱的。
所以我尽可能追求一种有分寸、有教养的幽默，让它在画中隐约地闪动，来提升绘画的精神性，尽可能自然而然，而决非装腔作势。我期盼着获得自由，尽管有限，却不致于使自己的情绪流于宣泄，或偏离正常的生活轨迹，陷入彻底的悲观主义中。
其实更多的情形，一幅好画，荒诞与幽默都是不可缺少的，尤其表现现实人物的画更是如此，它可以使你摆脱性格上的弱点，回避与现实的冲突。它天真诙谐，富有生机和通俗的一面，实在是抚慰生命的最有效的手段，它在现实的基础上生发、同时又对现实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