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硕琦
绘画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品读陈可之的绘画使我感到，他是一位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自然，富有历史意识和悲悯情怀的画家。
陈可之曾以历史题材的创作闻名画坛，他1987年创作的《冬日晨曦》曾获中国美协首届油画展金奖，《长江魂——三峡纤夫》获2000年文化部群星奖金奖，2003年由他担任主创人的历史画巨作《重庆大轰炸1938——1943》获日本和平组织颁发的“和平贡献奖”。近十年来，他又锺情于长江三峡自然生态和人文历史题材的创作。但不管是他画何种题材，都表现出他艺术创作上的共性特征：他以燃烧的激情熔炼题材，他在对美的况味与沉思中升华主题；他追求作品以情动人的动情性，以美感人的审美深度，以内涵意义的深入发掘而给人以精神的启示与追寻。
从陈可之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从他审美关注的焦点和题材选择的切入点可以看出，他善于从宏观的视野瞩目民族的命运，善于从现实生活的洪流中发现那些最富于视觉吸引力、情感征服力的微观意象，来结构生气灌注的画面形象、创生灵气往来的审美意境。他具有诗人的气质，他的画往往情浓于理，理由情生，他的画激情澎湃，以情立象，象外寄意，他追求象外空间的精神荡漾。虽然，他的画风写实，问鼎题材丰富多样，但是他常常化写实为象征，他笔底奔涌着西方浪漫派和东方写意派的逸风，完成多个系列油画及中国画，走向集东西合璧于大成的艺术家。
在思考一代的画家中，确实曾涌现出一批既有艺术容量，又有思想深度，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代表性的作品。陈可之是他们中年轻的一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的转型，每个人境遇的变化，他们各人的审美关注点、兴奋点也随之发生转移，艺术创作中原来的共性特征也自然发生分化。有人走向抽象，有人兴味于变形，有人又热衷于前卫艺术的探索，各有千秋。可是，我觉得，陈可之也有变化，但似乎不大。关键是他虽然有变化但又不离其宗，他继续历史题材的创作，而且越画愈有分量，愈画愈见出民族的大爱、大恨，越益彰显民族性格的伟大与民族精神的崇高，正如《重庆大轰炸》那样，通过惨烈悲壮的场景揭示不屈民族的精神光辉。他也画生态题材，但是在生态题材中他也投入浓重的人文情怀。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外来油画这个画种中，书写时代中心话语，呈现个性生存体验，注入本土文化精神，融入民族情感和气质。他的执着与坚持，与日俱增地积淀、铸造着他的艺术成就。
如果说，艺术家的首要使命是发现美，那么陈可之在长江三峡的这些文化遗存中，就发现了凝聚着民族性格、闪耀着民族精神，富有心灵震撼力的大美。为张扬这大美，他又淬炼出富有感染力的艺术语言：他采用写实，或超级写实的手法特写古代遗存的“实体”，如纤绳磨出的“纤痕”，固定船舶用的“巨型铁环”，山腰开凿出的“栈道”、“石梯”等，继而以“实体”为中心，因势利导，再辅以表现性、象徵性的手法来渲染周围环境气氛，制造背景音响，以达到烘托中心“实体”的效应。如《纤痕颂》，在前景视觉中心地位，画家用聚焦特写手法，把那一条条绳索磨出的、至今还留在石岸上的深深的“纤痕”，逼真、动情地描摹出来，犹如实物的照片；远景是昏暗的云烟、迷蒙的远岸；中景是逆光中的、犹如梦幻般的古船。被环境烘托、强化凸现的“纤痕”意象，无言地诉说着纤夫的命运，昭示着“铁杵磨针”的人生历程，铭刻着纤夫的拼搏意志，塑造着民族脊梁的精神意象。
大音希声，这些古代文化遗存在历久的缄默中，爆发出心灵的惊雷。无疑，画家的创意是成功的。它成功在如此富有视觉穿透力，情感震撼力。静态的辽阔画面空间中，仿佛荡漾着历史的悠远回声。在浓郁的悲悯情怀中包含着画家对于底层劳苦大众深深的尊重，凝聚着审美的精神深度。在当代画坛流行消解意义，调侃崇高，游离时代中心的思潮中，它所显示的艺术力度与分量，尤其具有价值。
陈可之历史画创作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并且是充分灵气的，其灵气主要表现在构意与艺术处理两方面。比如上面提到的《冬天的晨曦》，构意与艺术表现均透出灵气。再如，他画《长征》，其灵气就表现在他巧妙地抓住长征的“走”这个特点：迈开双脚“走”万里，“走”出困境，“走”出气概，“走”出精神，“走”出新局面。他的《延河水》也绝不像某些革命历史画那样“舞台腔”、表演化，而是从平实、自然，真实、感性入手，他全力倾注于感性细节的真实刻画，斤斤于可信视觉形象特征的塑造，而在这同时，却着眼于感性现象深处的真实灵魂的挖掘与呈现。既有鲜明个性，又个性与共性兼融。他们与劳苦大众心贴心，抱负远大，他们和人民一起创造新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人物形象画廊中熠熠生辉，相当出色。《冬天的晨曦》和《延河水》最突出的特点是真实的历史感和历史性抒情所传递的深切的情感感动，特别是透过革命历史追寻超越历史具象的普遍意义，纯洁的革命理想，才是人类社会生活结构中最灿烂、最弥足珍贵的东西：真正的民主平等精神，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的精神，公仆与平民心与心的相通等等，在历史画所凸现的“意义”面前，反观当今现实生活中对革命理想与传统的失落、忘却，甚或由“公仆”蜕变为“老爷”乃至“罪人”的某些现状，不禁惊心！写历史永远是为了现实。信然，文化遗存唤起民族的文化记忆，文化遗存的艺术再现，又无处不体现出画家的历史情结和精神世界的寻道。
油画的中国化问题不能仅停留于表面形式的思考。更重要的是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层、民族审美情感的核心，更要重视对传统绘画理论的借鉴。那种疏离时代脉动，淡漠情感沟通，消解意义乃至反审美、反文化的艺术倾向，与中国化背道而驰，必然遭遇大众的冷漠。陈可之多年来潜心于东西方绘画及书法领域的艺术探索，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成功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