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涟
激情与理性，是一对矛盾。有激情的人常常不受理性的羁绊，而理性的人又总是难以放开心扉充满激情。但在姚永身上，和他的作品里，我常常同时感受到这二者的存在。
姚永出道很早，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任教。1991年，他从中央美术学院第五届油画创作研修班毕业，随后又有机会跟随俄国、美国的艺术家分别学习工作了一年时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西方艺术包括当代艺术的认识虽不像今天这么深刻全面，但也已经不是最初打开国门的被认为的洪水猛兽，逐步趋向于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认识与学习。姚永通过这些机会，在不断探索研究绘画技巧的同时，时时思考着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的基本属性。他爱读书，勤思考，善于观察，敏于实践。很快，他选择了鸡冠花作为他艺术表达的第一个特别形象，也由此形成了他第一时期的艺术风格。
浓烈的色彩，有力的笔触，以及画面油彩的粗糙的颗粒感，使得盛放在陶罐中的鸡冠花，充 满了激情与张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让人联想到梵高的向日葵，但其色彩与情感的表达，有着姚永自己的气质与意味。鸡冠花原产于非洲美洲，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中国的大江南北都已常见。其艳丽的色彩，特别是红得似火的品种，契合着中国人的审美，常常在夏秋之季的花坛中成为人们喜爱的观赏花卉。鸡冠花还可以制成干花，效果奇佳。再则因为其药用价值，使得鸡冠花既能观赏又可实用，这对于中国人而言，更有着一份情感上的亲近。中国画家，譬如陈大羽就曾经画过鸡冠花。相对于梅兰竹菊，它似乎少了一些品格上的文人气质，却有着更为广泛的大众基础。很快，姚永的鸡冠花作品从众多油画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了多个画展，并获奖项，成为这一时期姚永的代表作品。或抽象，或具象；或陶瓶陶罐中的的鸡冠花，或是在大片的鸡冠花田地里的人物，或是鸡冠花的抽象变形，但整体红色基调的视觉冲击力，裹挟着青春气盛的血气方刚，勃发的生命力冲出了画面，也带给观者强烈的感染力。
回过头来看，可以说，这不是随意选取的题材，全凭运气地误打误撞。姚永选择鸡冠花，既是因为他强健的体魄和内心无法抑制的激情，也是因为他理性的思考与判断。在他后来长期担任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工作室教师时，他非常清晰地给学生们总结过他的创作体会。他对艺术史有过深入的研究，认为艺术家的创作首先要关心的是与传统的关系、与时代的关系、与自我的关系。他认为，艺术主要追求的是自我的差异，现代艺术不是追求画得一样，而是画得不一样。“作为艺术家，你要有超越常人驾驭情感，处理情感的能力，处理情感的方法。”同时，还要有技巧，通过构图与色彩，将素材变成与别人不同的作品。而最后，要有艺术表达的强度，也就是艺术的冲击力与感染力。这些思考，都可以理解为他对这一题材选择的合目的性。可以说，从鸡冠花艺术时期开始，姚永已经将激情与理性结合，选择之前没有或少见的艺术形象与题材，特别注重将自我的独特感受作为题材与内容进行开掘，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自己的艺术风格与个性。
很快，姚永便不再满足于这一驾轻就熟的题材。他想要自我突破，自我丰富，而他选择的突破点，是更进一步地系统学习、深入思考，通过游学西方，力图领悟现当代艺术的精髓与精神实质。时间已进入新的世纪，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经济全球化成为越来越强的一种趋势，文化的交流与人的沟通变得平常与便捷，在融合的趋势成为主流、文化多样性被呼吁作为保护的对象时，保持个性的独立与自我身份的确认首先成为艺术家们焦虑的关键点。外表是山东人的强健与憨厚、内心实则细腻敏感的姚永，也成为春江水暖最先感受到变化的其中之一。他开始寻找最具中国文化元素的符号，力图将其纳入到自己的艺术语言与表达当中，完成自己作为中国艺术家的身份认证。“中国花园”成为这一时期姚永的典型题材。
对姚永而言，选择这样一个题材也并非毫无思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选择符号化形象的过程中，大多取材于文革，脱离不开政治与意识形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随着对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愈发深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日趋显现、对外开放让更多中国艺术家可以进入西方学习实践，原有文化的强大吸引力以及身份认同的焦虑，使得艺术家越来越转向传统，希望可以从中寻找完全不同于西方、亦摆脱意识形态桎锢的中国题材。姚永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园林。这是一个绘画中的常见题材，也是中国画最重要的传统题材。已有不少艺术家将中国园林作为开掘的对象。但姚永采用的方法是，将西方艺术观念与中国传统园林进行嫁接，以抽象、隐喻、象征、转借等多种手法，从园林局部、从符号化、从平面性上重新“改写”中国园林的意象，力图形成自己的一套艺术语言。这应该是姚永充满艰难的一段探索历程。
也是在那个时期，我们有过关于当代艺术的几次对话。姚永对于西方艺术史，对于当代艺术发生的历史与文化深层原因，包括对于西方艺术教育中所采用的方法，他都了然于心并有自己的理解。然而，将理论融汇贯通并能够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去，又谈何容易！但在今天重新捡视姚永这一时期的创作时，我发现，艺术家的性格性情，事实上暗暗主导着他的创作道路。除了中国花园的系列探索外，姚永实际上从艺术技巧到艺术观念，都进行着多方面的尝试。因为认真执着的个性，在这个阶段，姚永一方面投入了大量心力在艺术教学上，他的工作室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学子，教学成绩突出，学生中有多位崭露头角的艺术新秀，他的师生联展也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他也更全面地学习、临摹西方经典作品，柯罗，列宾，临摹出原作的意味，也在动手过程中使技艺更上层楼；另一方面，他并不局限于中国园林的题材，《故宫外墙》（2005）《古村·老巷》（2007）《海草房系列》（2007）《玉兰花开紫禁城》（2007）《槐花飘香满胡同》（2007）《西口古道》（2007），既能看出他对西方从古典到浪漫派到现代派艺术的借鉴与理解，也能体会他力图寻找自我图式与表达的努力。事实上，从我个人而言，我更乐意将这些作品作为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虽然摆脱不了流派的痕迹，下意识地用艺术史上的各个流派的方式去观看，去体会，个人的面貌还未必那么清晰，却情感真挚，态度认真，题材亲切，技巧娴熟，色彩与形式的美感也得以自然显现。
这样的艰难探索，其实也不是姚永所独有。一个多世纪以来东西方艺术观念的碰撞、融合，再到新世纪以来艺术家要求自我的身份确认，有意识地要从融合中突出个性，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次艺术观念的螺旋式上升。但国家、民族、个人身份的认证如何可能，什么样的艺术符号才能够标识出今天的自我，成为世纪之初困扰这一代艺术家的共同焦虑。寻找中国元素、中国符号、中国图式，成为这一时期艺术家们忙于进行的实践。这样一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全球化的过程还在持续进行之中，人们的认识还有待深刻；另一方面，这是中国艺术家上升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正如古老的谚语所说，世界上不会有白走的路。在回向传统、回望历史的过程当中，艺术家们发现，所谓的身份确认，其实是渴望他者的认同。每一个个体，都有着自我独特的身份。中国艺术的根基在于中国的历史，在于中国的现实，在于中国的未来。艺术家的价值与贡献，是去发现特定时空座标当中的独一无二的自我，勇于面对，敢于表达。
与此同时，姚永放下了艺术工作室的教学工作，全力投入到中国油画院课题组的学习、创作、思考当中。姚永也由此进入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三时期。这是一次重新出发。课题组成员们其实都是早已成名的艺术家，却像未出道的学生一样，他们每天在画室里画模特，到田间山野写生，到欧洲各大博物馆临摹、学习，陈丹青、杨飞云也在临摹学习的队伍当中常到课题组讲评，进行理论探讨。学员们之间时时讨论，研究，互相欣赏，互相学习，在良好的氛围当中思考、比较、吸收、借鉴。特别是一年一次的课题组汇报展览，展示大家的阶段性成果，对每位学员而言都是一次提升与鼓励。
姚永艺术创作的激情再一次点燃。被理性压制的情感、被理论所裹挟的思维，似乎被全部释放出来。他画素描，画写生，画临摹；风景画，人物画，静物画，他一一拾起。《涅瓦河畔》（2011）《大教堂》（2012）《高迪山庄》（2012）《钟声》（2012），是他在国外的写生创作，不再顾忌印象派的光影，还是后印象派的色彩结构，他要强调的是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真实风景，真实情感。《扎什伦布寺》（2013）明亮的色彩让人感受到雪域高原的纯净与庄严，《白沙发》（2013）造型准确，人物饱满；《兰兰》（2014）人物表情情绪含蓄而有意味；《旅行包》（2014）应该是姚永某次写生时住过的旅馆吧，洁净而有序，从室内一角望向远山，让人感受到艺术家内心的平静，充实，自信；《远雷》（2014）将南方欲雨欲晴的天色刻画得生动细腻，下过雨的河水泛黄，空气中仿佛都饱含着酽酽的水汽。柯罗的影子浅浅淡淡，自然而然地化入了姚永的画笔之下，那味道却是漓江所独有；《太行深秋》（2014）将几何形的房屋建筑，与其后山体的曲线、折线相对比，黄土的颜色、房屋的颜色与深秋树木的颜色形成一个色差系列，和谐而温暖；《岳麓书院》（2015）构图精巧，浓荫密布中，视线被两面粉墙所吸引，千年书院就隐身于历史的深厚传统之中。一池绿水，仿佛将人的思绪引到“朱张会讲”时，“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中国文化的典型场景透出油画的韵味；《花海》（2015）描绘的是海湾的风景，蓝天的浅蓝，与大海的蔚蓝，山丘的绿与花海的紫，组成了一幅迷人的风景，映射出艺术家内心的激情与力量；《渔归》（2015）色彩饱满，构图严谨却看似随意，收获归来停泊在港湾的渔船为主体，不远处的小山环抱，辛勤劳作的渔民收拾好渔船，疲惫而满足……姚永放下了理论，放下了自我，放下了当下感受之外的想法、企图、目的，他只忠实于自己的真实感受，并调动一切手段，充满激情地留住它，留在画布上。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表达只有在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
艺术家最后所能达到的高度，并非全由自己把控。或者说，他能把握自己的才华，把控自己的创作，却不能把握艺术作品最后所获得的评价与归宿。但我相信，姚永已经做好了准备。他说：“绘画风格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画家必须把才智、情绪、本能、冲动与布局和技法娴熟糅合在一起，而其中艺术家个人的想象力、直觉、情感、态度、知识和经验又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东西正是个人风格得以产生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无法模仿的。风格不仅仅是天赋、技能和手法，而是从个人的存在发展而来。”是的。姚永时刻保持着在路上的状态，他的激情与理性，他的执着与坚守，使得他能够一步步朝向自己的目标，朝向自己艺术风格与个性语言的最终建立，并无可取代。
《中国文化报》副总编 徐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