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评论 | 书法精神的回归 ——李谦印象

文/子容
    
虽然早在2004年就取得了当年入展六项全国性书法展并获奖的骄人成绩，但时至今日每当被称为书法家、艺术家时，

李谦总是笑笑予以否认。他给自己现在的定位还是一位书法艺术探寻者和传播者。
中国的传统文人几乎都是仕途失意而成就艺术的，无论是诗歌、绘画还是书法。比如众所周知的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诗稿》，就是苏东坡创作于政治上最为低谷的时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文人总是有退路。就书法家而言，唯一想不开的大概只有徐渭。而在西方，梵高、贝多芬、舒曼……整天想着自杀的多了去了。可是，如果艺术家只是自我成就和孤芳自赏，那就游离于“家”的内涵之外。任何一种可以称为“家”的人群，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构筑空中楼阁，他一定离不开他脚下那片土地，还有哺育他的乡土文化、浸染他的时代精神。所以，艺术家是公众人物，历史赋予了他责任和担当。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海德格尔也指出，人是因为他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假如看不惯目力所及的人与事，这世界上空空地只剩下自己独享一切资源，那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就算遁入空门，决绝如李叔同，在成为弘一法师之后还是写下了“念佛必须救国”。在这个物欲横流、消费至上的时代，哪里还有清静一隅？所以，艺术家承担的使命决不仅仅是杖策孤征，还必须德被一方。李谦有这样的自觉，也有这样的坚守。除了兼收并蓄继承传统，孜孜以求开辟境界外，他更注重的是传播和推广，而且是无偿的。尽可能地将书法艺术之美传递给尽可能多的人，让他们从拜物质主义的滔滔洪流中挣脱出来，成为这个时代中相对干净的人，这就是李谦对自己“书法艺术探寻者和传播者”的定义。
第一次见到“李谦”这个名字，是在他寄给我妻子的一张明信片上。那是十多年前，他以二王小行草书写柳永的词《八声甘州》。我惊讶于在一哄而上搞所谓创新和突破的书坛，竟还有这样一位青年人不为潮流裹胁，醉心于最为纯正的二王路数。数年后，当我有幸踏进李谦的书房，看到的却是他将碑学意味融入二王行草的成功探索。“这个人有想法！”我在心中暗暗地竖起了大拇指。然而，真正令我感动的是他带领一群年龄职业各异的书法爱好者，一起走在艺术之路上。每个月两次授课、点评，每每延至深夜。而且，李谦从来不开武大郎之店，而是因材施教，悉心辅导。无论是喜欢苏字的、偏好魏碑的、专注小楷的，他都逐一亲笔示范，倾囊以赠，学生往往心悦诚服、进步可期。
艺术家的当代性是个永恒的话题。历史学家唐德刚指出，孙中山是一个罕见的现代人，而袁世凯也好，各路军阀也好，蒋介石也好，和孙中山相比全是过去的旧人——帝王将相这路人。而孙中山不管有多少局限，有多少失败，他是个现代人。那么，对于艺术家而言，即使活在当下、艺术水准极高，却不见得都是现代的艺术家。对此，李谦的理解是——重要的不是攫取了什么，而是留下些什么。所以，他对自己的创作有清晰的路径和规划，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每年都有一个重点，将创作与传统文化的表达结合起来。比如，近年先后以小楷写就他人生第一个书法工程——《论语》长卷，前两年专攻魏碑并创作了一批大字条幅，今年则用心于大草、小草并创作出更有内涵和分量的作品，明年将出版个人第一本作品集，后年将用行草创作他人生第二个书法工程《道德经》长卷……与此同时，他还要将历年来学习创作的心得落到笔下，形成一批随笔书论。我相信，勤奋的李谦一定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一点有着独特价值的文化财富。
曾经读到过许多对中青年书法家的评论，无外乎入门唐宋、上追魏晋，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对此我总是心存三分疑惑：古往今来真正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大师不过区区几十人而已，哪来那么多所谓名家？对于李谦，我也不认为他已然成为一家。不过，他确实是稳稳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努力地向上攀登一步，再攀登一步。更为可喜的是，他与书法之间形成了互为滋养的亲密关系。就像两个无话不谈的挚友，彼此有着独立的人格，因为思想上的融合、取向上的一致而共同成长。由此，李谦清楚自己的角色和边界，每当遭遇困惑和瓶颈时总能很快找出原因，将观点与事实区分开来，出路就分明了。
李谦还是个淡泊的人。我们听到太多的人标榜淡泊，而骨子里是拿它当作不思进取、懦弱畏怯的挡箭牌。但李谦不是，他在文联工作，一方面始终兢兢业业地尽着本职，默默无闻地发挥着光和热，另一方面他对过去取得的骄人成果已经淡忘，还是谦恭有礼，诚恳待人。他也没有像市面上那些刚刚小有成就的书法家，一俟声名略起就赶紧穿金戴银改头换面，或扮出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风道骨，或显得博古通今深不可测的样子。而李谦却多次向我坦言书还读得不多，综合理论素养还欠薄弱，言语中不时流露出深深的紧迫感。所以，他以自己名字为立足之本，将书斋题名为益满楼，正是谦受益、满招损这一老生常谈的重提，也恰恰是对那些故弄玄虚、辞不达意者的拨乱反正。这直白而明确的自我塑造，倒真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归。

丁酉十月于青新小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