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千年古都，地跨欧亚大陆的伊斯坦布尔早在唐代，便已是古老丝绸之路的终点。伊斯坦布尔老城内的奥斯曼帝国“故宫”托普卡帕宫收藏着上万件珍贵的中国瓷器。这些瓷器不仅见证着伊斯坦布尔绵延不断的“中国情缘”，也见证了丝绸之路激荡千年的生机与活力。

藏品中青花瓷最珍贵

托普卡帕宫是由征服拜占庭帝国的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9年下令修建的，共有20多位苏丹在此生活。在新皇宫多勒玛巴赫切宫修建前的400年，这里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中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这里成为了该国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皇家宫殿，托普卡帕宫收藏有无数的金银珠宝和书画珍品，不过最令人惊叹的是这里收藏有10358件来自中国的瓷器，仅青花瓷就有5373件，数量堪称中国本土之外收藏中国瓷器最多的地方。

托普卡帕宫对于中国瓷器的收藏从13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未曾间断。正因如此，托普卡帕皇宫的瓷器收藏数量巨大，近8个世纪不间断的收藏完整反映了中国瓷器的发展流变，在学术研究上弥足珍贵。托普卡帕宫的瓷器收藏主要是元、明、清三朝龙泉窑和景德镇的作品。

托普卡帕宫博物馆执行主任、中国与日本瓷器收藏馆馆长阿伊斯·埃尔杜德研究中国瓷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是托普卡帕宫博物馆“最了解中国瓷器的人”。她说：“我们收藏的中国瓷器主要分为4大类：青瓷、青花瓷、单色瓷和多色瓷，其中尤以青花瓷最为珍贵。据我所知，全世界保存完整的元代青花瓷不超过200件，我们博物馆就收藏有40件，此外还有54件明代早期青花瓷，件件堪称精品。”中国历史上外销西亚的各类瓷器几乎在这里都能找到代表作。据说，元代的外销青花瓷在中国国内都难得一见。

送给奥斯曼帝国苏丹最好的礼物

历任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都是中国瓷器的“发烧友”，也正因他们对于中国瓷器如此痴迷，才使得托普卡帕宫有了今天数量庞大的瓷器收藏。苏莱曼一世便对中国瓷器情有独钟，许多东西方国家的统治者都了解他的这一爱好，所以在派遣使节前往伊斯坦布尔时都会带上珍贵的中国瓷器，并且这渐渐成为了一种传统。在托普卡帕宫的礼品薄中有大量这样的记载，例如伊朗萨非王朝的沙阿（国王）塔赫马斯普一世就曾送给苏莱曼5件中国瓷盘。此外，在苏丹登基、生日和结婚等喜庆事件中，“瓷器”一定是礼品薄上最吸引眼球的文字。

为何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乃至整个上流社会对于中国瓷器情有独钟？除了它美丽的纹饰和精美的做工外，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认为来自中国的瓷器，特别是青瓷，具有甄别毒物的特殊功能，将食物盛放在中国瓷器里，如果有毒瓷器的颜色便会发生改变。因此，我们可以在奥斯曼帝国时代的绘画上看到，中国瓷器普遍被作为实用器来使用。虽说现在看起来好笑，但却反映了中国瓷器的神奇色彩。

奥斯曼帝国还在伊斯坦布尔专门设立了10个瓷器修补作坊。那些因不小心而被打破的中国瓷器，苏丹也舍不得扔，而是送至瓷器修补作坊，进行专业维修，珍视程度可见一斑。

瓷器成中土文化交流的最佳注脚

波斯旅行家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曾游历中国，他用波斯文写成了《中国纪行》一书，并奉送给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一世。同时还向塞利姆一世转交了明代正德皇帝赠送的两只青花瓷碗，这两只瓷碗是伊斯兰艺术风格，显示了早在14世纪中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高层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交往。

伊斯坦布尔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来自中国的瓷器经过千里迢迢的运输抵达这里，反映了其不仅是中西方、欧亚非贸易交往的重镇，更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大到青花大盘、青花瓶，小到精致的青瓷碗盏，麒麟、飞龙等中国艺术元素在各色琳琅满目的中国瓷器上交相呼应，甚至有的瓷器上还绘制着“赤壁图”和苏东坡的《赤壁赋》，恍惚间让人仿佛置身在国内某个专业瓷器博物馆。托普卡帕宫的中国瓷器收藏展现了中国与奥斯曼帝国艺术的融合，成为两国文化交流上的佳话。很多青花瓷虽然出自中国匠人之手，但原料来自于伊拉克的“苏麻离青”，纹样、器型按照奥斯曼帝国的审美习惯打造，具有浓浓的异域风情，这些杯盘器型较大，通体满绘不留白，呈现出强烈的伊斯兰装饰风格。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专门设立了机构对来自中国的瓷器进行艺术再创造，如将金属装饰物放在中国瓷器上，便是奥斯曼帝国艺术家的大胆尝试，这些中国瓷器不仅更符合伊斯兰世界的审美，也为中土文化交流做了最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