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至1990年十六年间，我们该如何从建筑的角度，回望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前的这段岁月？
“空间改革：国际饭店在中国1974-1990”，正是由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罗坤（Cole Roskam）从这个问题入手，通过建筑模型、新闻摄影、设计图纸、期刊实物和幻灯片等资料呈现的建筑展览。其中涵盖了北京建国宾馆、香山饭店和上海商城等多个中国首批国际饭店案例。
展览开幕现场
想象中的开端
建国宾馆落成于1982年4月，作为中美第一个联合投资项目，肩负着重整生产效益和城市形象的重任，建筑师Clement Chen Jr.（陈宣远）——参考的是旧金山的Palo Alto Hotel，在当时曾是最受中国使团欢迎的住地。
480个房间，造价22.6百万，2千2百6十万美元，这所中国第一间国际级宾馆，既保留了混凝土地基、砖砌这种社会主义时期的建造技术，和防空洞——体现了冷战思维给中国官员们留下的深刻烙印，又在视觉上力求光鲜，配备了比如中央空调、综合电话线系统，还有彩色电视机和手拨电话等这些在当时中国极为时髦的设备，让人们能直接感受到改革的气息。
和Palo Alto相似，建国饭店有一个包含所有主要餐饮和娱乐设施的中央大厅，北京第一家法国餐厅Justine也在其中。大厅的每一边都有两个带游泳池的景观园林，它们被细心营造来掩映公众的视线。酒店的北边和东边各有两排客房，特别安排来分解中国评论家热衷的那种以生动、灵活的方式布局园林内景和各式屋顶的传统中国建筑样式。其中，一条迂回的行车道为了方便车辆出入而建，尽管那时首都的大街上机动车其实非常少见。
北京建国饭店开工典礼
因为中国政府市场经济转向背后的种种现实政治因素，执政者对那些与加强自身权威没有根本关系的“现代化”的表达还是保持着警惕。如此，在这些考虑之下，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的情况，建国饭店既需要体现出改革的成效，又得有所保留。他们希望普通民众仰望这些建筑时，能直接感受到物质上的进步，不用参与进政府管理系统中思想意识的拉锯和妥协。官员们希望繁复的结构，奢华的灯饰和高科技的生活设施以及加利福尼亚式的装修风格所带来的技术乐观主义能推动国家走向一个想象中的宏大未来。
1983年，纽约时报记者Orville Schell曾描述过，新建筑对大批中国民众造成的催眠效果，他写道，“成群的民众吃惊地呆望着反光玻璃窗后面，有着明亮光线的酒店大厅。”
北京建国宾馆大厅
建国宾馆不同以往的建筑样式，不仅给中国民众造成了冲击，也激发了建筑界的讨论。中国建筑批评家王明贤就认为建国宾馆既是中国第一间玻璃幕墙建筑，也同样是一个不可进入的、外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飞地。它让中国的建筑师们意识到了经济开放的未知空间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建国宾馆建成开放两个月后，一个官方赞助，建筑学报编委会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组织的研讨会，将建国宾馆和同样近期完成的华都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相较于认为华都沿用社会主义时期的建筑样式，缺乏“设计思维”，大家一致觉得建国宾馆除了没有照顾到工人宿舍之外，在成熟的技术、房间的排布和令人惊喜的整体效果上都更胜一筹。
这些粗略形成的共识和规则让中国建筑界开始能在中外合资项目中批判性地看待自身的定位，而且这次讨论也为中国建筑日后挑战国外建筑方案，提供了参考标准。
事实证明，建国宾馆在经济上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一楼客房因为常常有华尔街金融客入住而名声在外。从正式营业开始，不只一年保持百分之九十五的入住率。陈宣远的分红在1983年就高达一百五十万美金，并且后续几年还将持续翻倍。
建国宾馆的成功让更多的国际饭店投资有了落地中国的机会，它们的建成速度、规模和别具一格的外形，都大大超出了官员们在最初所保有的谨慎预期。
重拾中式美学
贝聿铭在1978年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就是一例。建国宾馆对外营业后六个月，香山饭店建成。这个由三组建筑构成的项目，参建方包括香港公司Y.T.T. 旅游，美国Turner建设公司，Hyatt国际集团和贝聿铭本人。
那时离开中国本土长达40多年的贝聿铭已经成为享誉国际的建筑师。这样世界性的典范效应，正是当时的中国所渴望拥有的。尽管现在香山饭店被人们视为是中国复兴的先驱，但其实它对细节不计成本投入和与80年代社会风潮向左的设计风格，在它建成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北京香山饭店
一开始，贝聿铭就拒绝在北京城中心建摩天大楼，为的是不要牺牲老城区的完整历史风貌。最终在老城外三十多公里的地方——香山脚下，发现了能让他在苏州的儿时记忆复活的土壤。贝聿铭吸收了中国传统园林中温和的处理方式：客房在各式松柏的掩映下，以一处园林为中心，如织网般展开。不过因为工人们的专业度有限，据称，虽然建筑主体采用了简单的混凝土结构，但是它的地基却是靠2千多名工人徒手挖掘的。
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拍的北京香山饭店（图片来自互联网）
灰色的砖、白色的墙和经过打磨的小石头，建成后的香山饭店显出一种南中国式的文雅气质，与它所处的北中国的气候和地理特点截然不同。这不难看出，贝聿铭与当时中国政府不同的进步观，他似乎竭尽全力在分享一份未被政治动荡所打扰的儿时回忆。 不过，后续的配套服务和建筑保养并不尽如人意，建成数月后，很多问题逐渐出现。这让官员们一度对香山饭店是否是一项成功的经济投资产生了怀疑。
最终经过建筑业界的认可和诠释，中国当局还是接受了香山饭店尝试振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努力。如果说建国宾馆是基于对西方现代性的模仿，香山饭店则让中国政府看到了建立一种中国式现代建筑范式的可能性。而且，它也让身处其中的人们重新审视“新”与“旧”，“真实”和“非真实”，“现代化”和“中国化”的真正含义。
经济特区的先行版
与北京相比，上海的第一个外资参与的酒店项目——上海商城，更像一个先行版的经济特区。由美国建筑师John Portman（约翰·波特曼二世）主持设计的上海商城，于1990年4月完成，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塔楼。
上海商城外景
早在邓小平主席于1979年历史性的访问美国时，就对波特曼公司设计和开发的，位于亚特兰大市中心的桃树广场印象深刻。桃树中心一直以来都被公认为是综合体开发项目的鼻祖，至今建成有56年之久。这对波特曼公司参与中国的城市开发埋下了伏笔。
邓小平1979年与约翰·波特曼二世在亚特兰大威斯汀桃树广场会面（图片来自罗恩·谢尔曼）
70年代的上海，除了上海展览中心之外，能够跳出城市天际线的建筑屈指可数。John Portman的继承者儿子Jack曾撰文回忆自己参与上海商城项目时的经历，“上海商城是我们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那时中国还没有像世邦魏理仕（CBRE）这样的公司做市场调查。中国公司几乎没有任何经验，我们早期的业务像是一种教学过程，因为我们必须与客户细致地过一遍程序——很仔细地解释我们的计划，造价和回报预期是什么。”
经过五年建成的上海商城与上海展览中心隔街相望，雄居城市中心。总耗资超过1亿美元，包括700间客房、1500座的剧院、30000平米的办公空间、一个三星级的购物广场，以及运动会所、诊所等生活设置。它既是一个城中之城，也是整个上海的经济焦点。尽可能的给在这里做生意的外国人提供安全和起居便利。甚至之后，这里的自治权利几乎大于了城市本身。比如作为当时上海最大的电力消费群，上海商城独立建设了一个35千伏特的变电站，还用BellSouth电信系统直接连接国际线路的卫星网络，代替了中国政府陈旧的电信设备。
在1974-1990年间，无论是建国宾馆、香山饭店、上海商城，还是展览展示的关于南京金陵饭店、北京长城饭店和广州的白天鹅饭店的历史资料。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国际饭店”这一特定的建筑类型在中国的萌芽开端，而且也从建筑的角度透视出“经济”和“政治”在变革中各自的不同分工。当然变革发展时伴随的不平等和多方面的关系冲突，到今天，也仍旧在沉默的建筑背后发生与交织着。
·文章多处节选了此次展览的策展人罗坤（Cole Roskam）在2015年发表的名为《构想革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国际饭店》的论文。
策展人罗坤（策展人、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罗坤（Cole Roskam）是香港大学建筑系的副教授，专攻建筑史，拥有哈佛大学授予的艺术与建筑史硕士、博士学位；他的研究聚焦于建筑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跨国互动、交流中所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罗坤的文章刊载于《建筑史》（Architectural History）、《灰房间》（Grey Room）、《建筑教育期刊》（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北美建筑史学家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等学术刊物中。罗坤近期完成著作《即兴的城市：上海的建筑与治外法权 1842—1937》（An Improvised City: Architecture and Extraterritoriality in Shanghai, 1842-1937）。目前，他正在研究中国在1972年至1990年间的建筑文化，并计划出版相关著作。罗坤的研究已获得富布赖特—海斯项目（Fulbright-Hays Program）、梅隆基金会/美国学术团体协会（Mellon Foundation / ACLS）、北美建筑史学家学会（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哈佛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支持。
空间改革：国际饭店在中国， 1974 – 1990
展期：2017.4.21 – 7.12
开放时间：9:00 – 18:00 (17:30最后入场)，所有国定节假日均开放。
地点：香港大学上海学习中心
上海市虹口区北苏州路298号（近四川北路）
地铁10 或12号线 天潼路站3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