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1917年9月，胡适被北大蔡元培校长聘为文科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1896年3月，傅斯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名门望族家中，比胡适小五岁。1913年夏，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升入北大文科国学门。

顾颉刚是哲学系的学生，他听了胡适讲课，却从中听出了门道。他认为胡适读的书固然不如原来的老先生多，但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史学家”。此后便请好友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傅斯年听后也感到确有新意，很佩服他对内容的把握和他讲课的风格。

此后，傅斯年与胡适多有来往，傅斯年和他的同学经常到胡适的家里去。据罗家伦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地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写的许多文章，特别是他们之间的谈话与争论，对傅斯年的思想有很大的启发和激励，使他从可能成为章派国学的继承与传道者，而转变为支持并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一员大将。

胡适与傅斯年

胡适于1947年2月7日致傅斯年重要亲笔长信，共8页。信中胡适提及国家政府改革和重组等问题，内容涉及毛泽东、蒋中正、郭沫若、宋子文、孙科、王世杰、蒋廷黻等众多名人。

春拍拍品预览 胡适致傅斯年提及国家政府改革等事宜的重要亲笔长信，共8页

部分释文：
“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

我在野，一—我们在野,一—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一—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的事就是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

十月里我有一次到行政院去看翁詠霓,秦景阳也来了,他们坚留我坐,这是他们聊天的聚会,每天都是聊天,无一事可办。我坐了一点钟,听他们聊天,心里想:“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闲天? ……”

我觉得小党派的人才实在不多。……

蒋先生应该充分抬出党内的最有希望的自由分子,给他们一个做事的机会。行政院长必须换人,雪艇、哲生都比子文高万倍,都可以号召国内与国外的同情支持。若用子文,则国内无以号召,美国借款也借不成。……

这是国民党训政最后一年的政府,国民党岂可不冒一点险,抬出一个“全明星”( all star)的政府给国人与世人看看吗?国民党要做广告,这是最好的广告机会。国民党要为将来做竞选工作,这是最好的竞选机会。

故这一次改组政府,必须以国民党的第一流人才为主力,配上三五个小党派与无党派的人才,就像个样子了。为国外的号召计,似以哲生组阁为相宜,雪艇次之,我不是偏袒此二人,实以我九年的观察为根据。……

适之 卅六,二,六日”

傅斯年在信件的第四页做出了批注：“按秦景阳（北大数学系教授）君近年堕落，非复当年为一干员，适之先生多年在外不之知也。斯年附注”

著录：《胡适来往书信选 下册》 P94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

《胡适来往书信选》

1947年元月，蒋介石约傅斯年吃饭，谈话中提出请胡适当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斯年将这件事告诉胡适，并在信中说，他当即替胡适解围，认为此事“不方便”：从大处说，“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从小处说，“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还强调说，由北大校长兼国府委员，也“不合大学组织法”。尽管他反复陈述，但蒋介石就是不松口。
在信中，傅斯年明确告诉胡适对此事的态度：我们“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胡适立即给傅斯年回信，表明自己同样不愿加入政府的态度。

胡适明确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不敢当。”还再三强调，“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胡适见此事“急颇”，几次写信给傅斯年，请求这位“炮手专家”能出“奇兵妙计”，保护他“安全出险”。

 傅斯年出的“绝招”就是一句话：“此事全在先生一颗不动摇的心”。他坚信，只要自己“牙根咬定，他能捆绑上任吗？”此招果然见效，蒋介石不再坚持，胡适最终得以“逃学”，这桩纠缠了三四个月的节外生枝的事总算了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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