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Istituto Venezia

近日，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已于威尼斯水城开幕。

没有一个盛事像威尼斯双年展一样，能够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21世纪，并成为风云变幻的艺术世界的晴雨表。事实上，在双年展的形成过程中，也充满了艺术界的骚乱、丑闻和乌托邦主义——它本身就是现代艺术史的缩影。

1895年，当首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展”创办时，没有人能想到它会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威尼斯在1887年成功举办了一届国家艺术展览并取得收益，但它并不是最具现代性的城市。时光倒退几十年，当诗人拜伦在1818年写下《威尼斯颂》时，他认为这座曾经统治亚得里亚海的城市已经“化为尘土和眼泪”。在1851年出版的《威尼斯的石头》一书中，艺评家约翰·拉斯金宣称：“当看到她在泻湖中海市蜃楼般的微弱倒影时，我们有理由怀疑，她的大限已至”。到了世纪末，当意大利平息了威尼斯的战乱后，她的空气中仍然弥漫着一种即将沉入泻湖的气息。

约翰·拉斯，《威尼斯的石头》

在当时市长里卡多·塞尔瓦提科（Riccardo Selvatico）的领导下，1887年国家艺术展的盛况得以重现，而规模也从国内走向了国际。1893年，身为诗人和剧作家的塞尔瓦提科利用他在业界的影响力，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以负责展览的相关事宜。这个委员会向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艺术家们发出了正式邀请，其中包括来自意大利和其他14个国家的画家和雕塑家。塞尔瓦提科的官方声明称，双年展将“肯定威尼斯在国家道德力量上的信念，并肯定这是一项超越国籍的关于现代精神的最高尚的活动”。

不过，双年展的成功却没有组织者想象得那样“高尚”。在距离开幕只有12天的时候，身为意大利著名艺术家之一的贾科莫·格罗索（Giacomo Grosso）提交了自己的作品。他的大型作品《最后的幽会》（The Final Tryst, 1895）描绘了5个在爱人灵柩旁疯狂扭动的裸体女性——其中一个骑在灵柩上，面露淫乐的笑容。关于这幅画的争议很快传遍全城，威尼斯当时的主教、后来的教皇庇护十世（Pope Pius X）随即要求将这幅画退出展览。不过，委员会并没有将画撤出，而是将其陈列到偏厅内，从而减少公众的关注（并没有什么作用，大批观众还是涌向了这里）。在最后的评奖阶段，尽管评审团将奖项颁给了较为温和的作品，但公众还是将票投给了格罗索。和今天一样，能够制造震惊和热点的作品从来不缺少人的关注，展览结束后，就有投机者将作品买下。（遗憾的是，在这幅画到达其世界巡展的第一站美国时，就在一场神秘的火灾中化为乌有了。）据统计，参加首届双年展的游客达到224327人，这超出了之后很多届双年展的观展人次。

1905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海报

Photo: Wikimedia

随着双年展的地位越来越高，参展作品的数量也稳步增长。1905年的双年展大约有一千幅作品参展，几乎是第一届516件作品的两倍——从而给原来的展览馆带来了很大压力。组织方随即借鉴了1900年巴黎世博会设立“国家街”的做法，这是如今国家馆模式的开始。1907年，比利时馆出现在贾尔迪尼（Giardini，威尼斯举办双年展的区域），其他国家也迅速跟上。和现在一样，这些展馆完全独立于双年展的管理部门，其运作方式与大使馆大致相同：它们就像是本国在海外的孤立岛屿。到了1914年，几乎全部较有影响力的国家都有了自己的国家馆——原本庆祝国际主义的双年展，变成了各个民族主义国家比拼和对峙的竞赛。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民族主义的幽灵不可避免地萦绕在双年展上。1915年，法西斯主义兴起。在1922年至1943年，贝尼托·墨索里尼担任意大利总理期间，双年展染上了独裁政府的观念与色彩。不仅这位领袖的肖像屡次出现在双年展上【比如恩里科·普兰波利尼（Enrico Prampolini）的《建筑师墨索里尼》（1922）】，1930年的双年展还出现了 “最佳孕妇主题”和“劳动诗歌”等奖项。然而，随着1942年双年展的谢幕，这一切都结束了——几个月前，意大利的军事地位已岌岌可危。直到1948年，双年展才又重新开门营业。

1934年，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第一次会面就在威尼斯。他们一同参观了威尼斯双年展。

Photo: Telos Productions

战后，双年展依旧延续了国家馆的形式，但也做出了一些调整。在艺术史家鲁道夫·帕鲁契尼（Rodolfo Pallucchini）的领导下，双年展利用法西斯赋予它的特殊法律地位，进行了一些大胆地改造。1948年的双年展展出了乔治·布拉克、马克·夏加尔、詹姆斯·恩索和保罗·克利的作品，还包括一个巴勃罗·毕加索的回顾展。在帕鲁契尼的邀请下，佩吉·古根海姆的个人收藏来到了这座城市（并在这里找到了永久馆藏之地）。这是一个代表复兴的双年展，表明了其要引领艺术潮流的决心。

1948年，古根海姆和其在希腊馆的个人收藏合影

Courtesy: Lee Miller Archives

1956年帕鲁契尼的任期结束后，双年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用评论家兼策展人劳伦斯·阿洛韦（Lawrence Alloway）的话来说，为了避免它成为一场“国际贸易博览会”，双年展决定在不同国家各自主题的基础上，设立一个总主题，从而将双年展变成一个重视对时代做出反应的展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每届双年展都会任命一位新的艺术总监【唯一的例外是哈拉尔德·斯泽曼（Harald Szeemann），他在1999年和2001年担任了两次总策展人】。展览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2019年的第58届双年展除了主题展和90个国家馆之外，还有无数个官方和非官方场馆。

尽管多年来展馆的模式因似乎赞同艺术民族主义而饱受批评，但在现代，它也促使了艺术家和观众反思世界政治和民族历史。天平的一端，是汉斯·哈克（Hans Haacke）在德国馆展出的反思纳粹历史的作品《日耳曼尼亚》（Germania, 1993），这样的宏大声明并没有离聚光灯太远；天平的另一端，人们则对意大利馆那毫无批判性的政治反思感到惊讶——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担任意大利总理期间，意大利馆的策展人受到任人唯亲和品位低下的指控。

汉斯·哈克，《日耳曼尼亚》，1993

Photo: New Museum

2019年，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依旧秉持着与时代呼应的理念。总策展人、伦敦海沃德美术馆总监拉夫·鲁戈夫将主题定为“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他说：“艺术并没有在政治领域发挥它的力量。例如，艺术不能阻止世界各地民族主义运动和威权政府的兴起，也不能缓解全球各地流离失所者的悲惨命运。但是，艺术或许能够以一种间接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一些如何在‘有趣的时代’生活和思考的指导。”

（图片来源于中国美术报及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