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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艺 · 超载的公共艺术

经典艺术2019-07-25 18:21:54

王艺，中国国家画院雕塑院执行院长，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美术师，美术学博士、经济学博士，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意大利艺术研究院荣誉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超载的公共艺术

王艺

常有网友通过网络渠道对城市公共艺术发出各种吐槽，也曾有媒体发出关于“短命”的城市公共艺术的报道。对此，作为一位艺术从业者，也是旁观者，对当下公共艺术的现状始终抱以同情的态度。

现在，我国的城市建设还处在补课状态，城市的公共艺术建设是补课的内容之一。城市的公共艺术的建造大都发端于政府，属于城市规划建设的一部分。而我国的城市公共艺术往往都是在一个已经建好的城市广场或街道中后加入的，公共艺术作为城市后来者，如何与传统的街区融合，无论是地理位置、高度大小，或是视觉比例关系等都是需要专门的策划和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很难一次性地将作品定位清楚。对于工期而言，即便在规划中公共艺术与广场的建设同期而行，事实上广场的建设速度非常快，往往快于雕塑的制作速度，为了与广场同步落成，以至于一些艺术家不得不赶工和粗制滥造。

此外，由于地方政府对公共艺术的费用标准并不了解，在核算费用时大多按照工程量计算，更多的是考虑公共艺术的材料费和施工费，却很少考虑到设计费。为了省钱，很多公共艺术只是由艺术家出设计方案，由地方政府雇佣工人施工，往往最后落成的作品在质量和形式上与设计方案存在很大的偏差，以至于最后生产的作品，甚至让艺术家羞于署名。

当然，也有些地方将现有的雕塑作品直接转化为城市公共艺术。但实际上任何一个雕塑当它的体量发生变化时，它所传递的美感等很多方面一定也会发生变化。体量过小可能显示不出来作品的张力，过大可能与城市地平线、楼宇之间以及整个城市的文化风貌和文化氛围不搭。这种不搭就会让公共艺术变得怪异。另外，中国的公共艺术还会把某些具象的东西放大。一个钱币放至几十层楼的高度，或者将一座大楼的外观建成钱币、财神的造型。国外虽然也有类似的做法，但之所以如此，大多与其所做产业相关。而我们在追求尺寸比例放大的同时，并没有考虑到与观者的视觉关系，再加上制造工艺的不讲究，所以就造就了某些产品的乖张怪异。比如，某文化古城曾邀请一位知名的艺术家为该城市创作当地的名人形象。由于它建造的高度超过50米，远远超过原有城墙的高度。建成之后，活脱脱地将原本的城墙变成了“猪圈”。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需要一些历史人物的衬托，让观众更好地去认识和了解这个城市本无可厚非。但现在恰恰是一些“巨型”的公共艺术，喧宾夺主，毁掉了城市原有的文化和记忆。

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当下承接公共艺术的艺术家大多有一定知名度，而这些人，在成名之前大多以一己之力全力以赴来工作，有一定影响力后，便以团队工作的方式展开制作，而团队工作往往又与施工方结合在一起。所以团队的意见往往就变成了一个基本的方向和草图，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后，这个团队和工程队与地方政府共同讨论，那么最后的结果便是方案不断的修改，以至于工期的拖延、物料的消耗，最后导致经费不足。

还有一些公共艺术为吸引老百姓的眼球，做一些怪异的、嘲讽的东西。其实，在我们的文化里批评并不少见，只是有建设性的批评建议太少。怪异的、嘲讽的公共艺术作品再加上巨大的体量，于是生活在这个范围内的老百姓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读，解读多了，相关的领导就受不了，结果就是不得不把它拆除或者挪移。由此也就形成了一个在缺乏审美标本的前提下，艺术家屈服于官员，官员屈服于百姓的怪圈。

其实，我们对公共艺术赋予了太多的意义，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甚至娱乐的，反而失去了艺术的意义。对一件公共艺术作品，知识的载量、信息的载量、文化的载量，太多太多，从某种角度而言，它是超载了！这种严重超载，导致公共艺术没办法做了。何为艺术？艺术不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但在目前公共艺术的语境中，它就像一个老太太，絮絮叨叨，要说的话太多，反而不知道她要说什么。因此，公共艺术仅仅需要的是如何用简练的语言描述、简单的意义承载、简洁的外观形式、简单的生命诉求，让每个公共艺术适应所在地，适应所在城市的老百姓和居民的目前状态下的心理和审美需求。

现在的公共艺术正处于从具象向抽象的现代雕塑、当代雕塑过渡的时期，这个过渡期还没有完成。如果说公共艺术是一台戏的话，首先这个剧团，就没想好把这个戏做成啥样，不清楚自己要做成什么剧种。当然演员自然也不知道自己要把这个戏演成什么样，然后观众也只能拿他自己看戏的习惯和各自习惯的剧种来要求。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如何寻找一个适合当下，而且也能超越当下的东西就显得非常难，所以，对当下的公共艺术不能一味地责备，不能简单地说某个艺术家是笨蛋、某个官员是笨蛋，其实在我看来倒不如说都是笨蛋！在公共艺术这场审美的角逐中没有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