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一九六二年生于西安。供职于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现为中国书协篆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西泠印社社员，终南印社社长。
石之能言最可人
——说说魏杰的印
张 渝
石不能言。然古人叶昌炽以《石语》名其书，今人钱锺书亦以《语石》名其著。从“石语”到“语石” ，其文有异，其心则一。
天雨粟，鬼夜哭，我们有了文字，有了文字的我们有了语言，有了语言的我们开始了自己的言说。魏杰的言说当然是从石头开始的，但其努力的目标是“石语”而非“语石” 。也就是说，他的努力是让石头说话。那么，魏杰是如何完成自己努力的呢？
身为印人，魏杰当然走过很传统的日子，比如对汉印的研习与创作。但是，如同普通话一般标准的汉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魏杰的言说有了桎梏，有了桎梏的汉印不是不好，而是不能更好地让魏杰和石头之间进行更为自由也更为瑰丽的言说，于是魏杰的眼光转向了古玺印。借鉴玺印的艺术风格已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魏杰不是第一人。但魏杰却是我眼中将玺印自由的艺术空间与自己沉稳的艺术语言融合得最好的篆刻家之一。看魏杰的印总能想起辛弃疾的词：“醉里挑灯看剑” 。在他堪称恣肆的空间布白里，总有一种刊尽繁华的英雄气。由此而言，魏杰的刀下石便更多英雄语。如果说当年的辛弃疾还在发牢骚，说什么“把吴钩看了，无人会，登临意”的话，那么，今日的魏杰则因为英雄气而在篆刻界有了自己的席位。当越来越多的人从铜器铭文、瓦陶文字以至玺印上获取灵感并形成一种风格时，我们依旧可以一眼看到魏杰的位置，在这方面他走到了很多人的前面。
在魏杰的手里，一块石头有了体温，有了体温的石头也就有了自己语言：“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这样做的好处是慷慨情深。但是，如此这般的欠缺也是明显的，那便是少了风流得意，少了婉转流丽。
那么，在英雄语与文人气之间，魏杰是否需要选择呢？答案是肯定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选。
先说英雄气。魏杰的英雄气固然使他不用像古人那样“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但是，魏杰的英雄气还在某种程度上欠缺白石老人单刀直入的阳光感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英雄气这方面，魏杰似乎应该更果敢一些。关于此，我在《石可以无苔》一文中曾有表述，此处不赘。
再看文人气。如果说，写了“大江东去”的苏东坡在骨子里还只是一个书斋里的纯粹文人的话，那么，辛弃疾则既是文人又是武将。唯其如此，辛弃疾的作品既有英雄语，又有文人气。既是印人，又是西安美院专业书法教师的魏杰如果还想让自己的石头说出更为丰富的语言的话，他就必须文韬武略、文攻武卫。有了如此这般的才艺与武艺，魏杰的篆刻或许才能在当今印坛为自己占领一个更好的制高点。这样的要求有点苛刻。因为在艺术史的发展中，每个人能做的不是改变传统而是为传统的发展增加一点儿属于自己的东西。任何人都不可能包容艺术史的方方面面。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理由，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位具备潜力的篆刻家。
魏杰的印求气局、求自由、求变化，魏杰的边款更是神出鬼没错落有致。曾有人说，魏杰的边款可以独步。然而，朋友如我者还是盼望他能来一个华丽的转身。在那一转身的华丽中，慷慨情深之语、风流得意之态成为可能。
作为印人，魏杰庄重有余，风流不足。此之“风流”非尘俗情场之谓，而是说语言的婉转流丽。庄重而又多情恰恰是一块石头开口说话的形象。为了这种形象，魏杰一直在努力、在修炼。这种努力与修炼把魏杰自己幻化成了一种形象。这种形象在朋友们的眼里就是一块石——庄重而又多情。
作 品 欣 赏
众生相 25×25mm 陶印 2018年
则见如来 38×38mm 陶印 2018年
叠云长风 36×35mm 老挝石 2017年
多少事从来急 40×40mm 陶印 2017年
书坛过客 50×50mm 印度石 2017年
问号 41×41mm 陶印 2017年
不贰过 40×25×60mm 印度石 2016年
观自在 42×42×60mm 老挝石 2016年
开始到最后 60×28×39mm 陶印 2016年
醉梦长安 50×50×140mm 寿山石 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