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北玩泥巴

Tunak Tunak Tun

策展人 高云

艺术家：杨艺 王博纳 张沐辰

主办：LAB-BOX盒子实验室

基金支持：广东当代艺术中心GCAC

在信息庞杂、

社会分工细分并不断重组的当下，

已经不可能讨论我们得到了什么，

而只能思考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被掠夺。

技术为王，

每个人都提心吊胆。

技术的背景是全球市场-货币体系的一个怪胎。

终究，

这个怪胎会成为魔王。

每个人做为技术的参与者，

都是魔王的附庸和追随者。

技术，成为了一个宗教，一种信仰，

是肇始于十六世纪的拜物教最恰当最合法的继承者。

技术，促成了一场大狂欢，

每个人都会在这场狂欢中血淋淋的死去。

如果说，

七日造起这个世界，

那么，

毁灭这个世界只需一秒，

尘归尘，

土归土。

《我在东北玩泥巴》中的“我”可以指“上帝”，也是上帝化的无所不能的当代人的指称；“东北”，在这种语境中不作地理名词用，只是借用了同名空耳歌曲的癫狂状态，是技术性的癫狂和狂欢。“泥巴”指涉神话传说中的造人材料，“尘归尘，土归土”，寓意着一场自己消灭自己的战争。这是一场关于艺术家如何迷失的展览，是一个艺术尝试跟科技结合的实验室，焦虑、无所适从和恐惧是这场实验指向的潜台词，艺术家正在失去身份的过程在这里成为可视化的存在。

“锦鲤”在中国和日本的传统文化中寓意吉祥和充满能量，人们希望能够借助锦鲤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张沐辰的《锦鲤 》不仅仅是虚拟出一个能够为人们带来好运的公司，更是对充满希望能量之源头的关注和照顾，他通过现代自动化技术手段为锦鲤设计制作健身器材，这是艺术家在为人类社会祈福的加持，也是应对残酷现实最诗意的表达。

人类被资本奴役是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面对抽象成数字或符号的“资本”所带来的不安，杨艺的《资本迷雾》将这种焦虑的情绪和感受变得可视化，“资本论”（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的文本在灯光中呈现出一种迷雾状态，在空间中流散飘移。置身其中，是每个个体都无法逃离与躲避的现实境遇。

当我们在讨论生命的平等性，黏菌作为原生生物界的一份子，成为“越简单的生命形态越高级”的代言，黏菌生活史中没有菌丝的出现，而有一段黏黏的时期，正是这段黏黏的生长期使它／他／她如同变形虫一般，无往不利。王博纳的《黏菌计划》探索黏菌脉动、图形、声音之间的关联，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和感悟微生命体的存在意义，探讨作为看似高级的我们该如何与其和谐共处、平等对话。

杨柳菁：其中巧妙的是这些装置传达的一种经济又荒诞的幽默感，跟我们展览所关注的科技发展对人造成的焦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充满幽默感是你的创作风格吗？你面对人与科技的关系的一种乐观的还是悲观的态度看待？

张沐辰：首先明确一点，我个人对科技与人的关系是偏向于比较悲观的态度，但我尽量保持去情感化，用冷静的视角去观察。很有意思的是，大家看到的作品却很Q，很可爱，而这也是我们希望用的是广告的方式来呈现。广告首先是个美好的，给你造梦的，对于生活模式规范的东西，这个在西方探讨了很久，一个广告告诉你如何观看这个世界，你拥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其实我这个作品更像是一个欲望的工具，让你的动物跟别人的动物不一样，会成为你标榜动物的一种模式。我认为科技也好，技术也好，更多的是对人的一种控制，或者对生活产生质的影响，所以不能说它是悲观还是乐观，因为技术的发展不由人的主观来决定，一旦技术出现，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被动的接受的。现在是媒介的时代，我们今天无论是传播技术也好，还是依赖采访记录的手段也好，最主要的都是不是通过文字，大家不再把它梳理成一个描述的很细致很有逻辑感的东西，可能我们需要的是快、要的是新，要的是事实，这些都是技术短效带给我的东西。对于我来讲，这些可爱的图案背后，和我一直创作的主题，都更多是偏向于理性、没有更多情感表达的东西，就是它本身存在，只是由我来展现，而不是我告诉你这个时代是悲观的、可怕的，而是说作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就已经很好了。

杨柳菁：这次的展览围绕科技发展给人带来焦虑以及恐惧展开，但感觉你的作品《黏菌计划》并没有特别强调这种焦虑，反而更多像是在利用科技在我们人和黏菌之间产生一个联系，像是一次和黏菌的握手打招呼。通过这样的渠道去认识它、了解它，《黏菌计划》的灵感从何而来？你个人又是怎么看科技与人的之间的关系的呢？

王博纳：第一个问题，《黏菌乐队》其实是一个交互的作品，它是把黏菌的一个生长属性转换成电信号，电信号转换成数据，数据转换成声音，然后再声音可视化，与此同时，检测人的脉搏，也同样是一套流程下来，有画面的交互，有声音的这种交流，像是人和黏菌有一个对话一样。那这次的这个作品我个人觉得是反映了一些人类社会的焦虑感。讲这个作品之前，首先要讲一下这个黏菌是什么样的特性。黏菌它是一种单细胞多核的生物，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种低级生物，它这一生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哪有吃的就往哪里生长。在我这个作品里面这个它的生长路径也能看出来，这就很像人类社会的发展，哪里资源丰富，大家就往那边去。比方说北京，各个领域都有很丰富的资源在那里，所以人们就想往那边去。但是当北京失去这些资源和优势的时候，那人群是不是就会退去？比方说山西那些煤矿城市，煤矿是一种资源，当它有煤的时候，很多人在那里挖煤，做生意，当煤矿资源没有了，枯竭了，整座城就空了，人群就散去了，其实这个和黏菌是很类似。所以我这个作品就是想以黏菌的这种生长状态来映射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种生活状态，让人类自己反思，我们现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你是追求金钱，名利，还是什么欲望，这些东西都可以等价于黏菌这个食物。要是这个东西哪天要是没有了，不复存在了，你要的是什么？你会往哪走？其实我就是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没有答案，我也给不了答案，就大家一块思考，观者自己去想，思考这个问题。

杨柳菁：这次《我在东北玩泥巴》围绕技术发展带给人的焦虑和恐惧展开，《资本迷雾》又是抽象地表现了“资本”的能量给人带来的不安。你可以结合这个作品聊聊你对人和科技的关系的一些想法吗？

杨艺:这个作品叫资本迷雾，但是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是，我在整个程序生成里面实时地调用一个中国最大体量的生物技术公司的股票的价值，它的实时波动和股票价值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数，然后再通过一种动画的表现，比如说资本论的文本运动的速度和活跃的程度是跟这个有一个潜在的关系。通过这个作品我想说的是我们围绕（谈论）科技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自然科学是一种不断发现的状态，一种发现所谓客观现实的状态，但是今天我们跟很多科学家或者搞科研的（人员）讨论的时候，尤其在他们研究的是比如说分子生物学啊，基因科技啊，这种比较高端前沿的科技的时候，他们其实无法摆脱背后的包括像基金或者像资本的商业体的导向。其实他们发现什么，当然有自己主观存在的欲望和诉求，但不能否认背后资本的影响。我们现在科技的走向，其实不像以前刚开始文艺复兴那个时代的一个很原生态、很天生地去追求自然的状态，我们其实融入了很多的社会背后资本的力量、影响、甚至控制。我们通过科技发现的所谓客观现实，或者说我们想去探索的这些客观的方向，我们不能否认他们背后其实有主观的资本的影响。这可能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叫《资本迷雾》，以及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关系，也是我现在理解这些科技和我们生活的状态的展现。

采访策划: 谢潇薇

采访及整理: 杨柳菁

ABOUT CURATOR

高云，LAB-BOX成员、独立策展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郑州大学美术学院）, 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荣誉研究员（国家公派）,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访问学者（教育部公派）.

ABOUT LAB-BOX

LAB-BOX 盒子实验室是一个自发性艺术团体，成员由策展人、艺术家、艺术管理从业者、学者研究员等组成。我们关注当下，通过各自的艺术实践讨论先锋和实验的边界，不断探索艺术生产力的生成新路径。

团队成员：高云、杨光宇、HH、吴博

海报设计：鲍虹羽

英文翻译：杨晓斐

ABOUT GCAC

广东当代艺术中心（GCAC）是设计师黄子龙先生于2013年11月创立的非营利性艺术机构，是广东当代艺术的推动者之一。

GCAC独立实验艺术项目于2015年4月正式推出，该项目为青年艺术家、策展人提供优质的展览空间及专项资金进行艺术创作与展示。自推出以来，GCAC独立实验艺术项目涵盖绘画、雕塑、实验影像、装置、新媒体等多种艺术创作形式，给国内外青年艺术家、策展人提供了一个实践的机会，让观众看到了当代艺术领域的各种可能性。

GCAC自2017年3月11日因原址广纺联创意园区关闭后一直致力于新美术馆的筹建工作，并同时设立广东当代艺术基金（GAF)以延续GCAC独立实验艺术项目的推进。

广东当代艺术基金（GAF）将以更敏锐的视角观察、反思、涉入当代艺术领域的各种现场。通过项目申请，GAF将提供专项资金用于支持项目创作、实践、展示与研究，青年艺术家、策展人、艺术机构将不受国家、区域、空间的局限，与GAF共同探索、推动当代艺术的持续发展。

www.gcac.net

ABOUT BANANAJAM

BananaJam艺术空间成立于2016年5月份，是一个独立的公益性艺术组织,由一群从伦敦艺术大学留学毕业回来的艺术家创立，空间致力中西方当代艺术交流，建立艺术家平台，探索艺术新生力量及当代艺术未来发展更多可能。经过近三年的运行，目前空间常态化的运营国际艺术家驻地项目和国内新锐艺术家的展览活动，未来会触及全球艺术家驻地互联及建立艺术家线下线上平台等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