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顿·约翰爵士摄影作品收藏展“激进的眼睛”现场

一场名为“激进的眼睛”（The Radical Eye）的摄影展正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举行，开幕以来收获了英国各大主流媒体的交口称赞。《时代周刊》甚至这样评价：“得观此展，人生无憾。”如此高的美誉之下，其实是不是难副呢？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这次展览共展出191幅照片，均由埃尔顿·约翰爵士（Sir Elton John）从他的海量摄影收藏中精选而出，集中再现了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经典现代主义摄影作品。其中包括多幅首次展出的曼·雷（Man Ray）作品，以及黑白摄影大师布拉塞（Brassai）、纯影派女摄影师伊莫金·坎宁安（Imogen Cunningham）、极简主义巨匠安德烈·科特兹（Andre Kertesz）、传奇女摄影记者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和亚历山大·罗琴科（Aleksandr Rodchenko）等大师的作品。展览的作品主要表现出这些现代主义摄影家看待肖像、身体、都市与乡村生活的新视角，以及所采取的新摄影手法。

值得一提的是埃尔顿爵士收藏的大手笔，可谓挥金如土。他曾花重金购得辛迪·雪曼（Cindy Sherman）的六幅黑白原版照片，之后更是一口气拍下了一整个展览间的南·戈尔丁（Nan Goldin）作品。在收藏界，如此壕且有审美水准的收藏家大概也是极其罕见的，更罕见的是，他从来不收藏“金光闪闪”的奖杯式作品，只在他认为美的作品上毫不吝啬。因为美，因为喜爱，同时又有能力收藏，这样完美条件下的藏品绝对是惊世骇俗的。

在接受采访时，埃尔顿·约翰爵士表示，摄影是他最钟爱的艺术形式，没有之一。然而在英国，摄影仍处在弱势，与传统的艺术形式——绘画相比，摄影是不入流的。他此次摄影收藏展的目的之一便在于为摄影正名，让观众为这些经典照片感到惊奇并敬畏，从而开始重新审视摄影这种形式。让人颇感意外的镶金镀银相框便是埃尔顿爵士惊艳大众的手法之一：“我知道这可能会让纯粹主义者不舒服，但是我偏要这么做。因为伟大的作品必须要配上有价值的框架，用贵重金属进行如此直观的暗示，相信观众更容易受到震撼”。

所有展出的照片中，埃尔顿爵士个人最看重的，大概要数科特兹1917年摄于匈牙利的《水下的泳者》，因为它的极简风格几乎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艺术审美。

水下的泳者，1917年，安德烈·科特兹

照片中的男子正在全力游泳，肌肉紧绷，水波滟潋，整个结构非常简洁且富有张力。关于科特兹的风格，评论家基斯马克说的最为精辟：“科特兹的照片简单得像是在骗人；它们没有奢侈性、过度性和经营性。而令人咋舌的是，他从一开始拍就是这个样子。历经六十年的工作，科特兹用毫不修饰，自我观察的方式以相机发问、纪录，以及维持他和这个世界，他的艺术的关系。”

而曼·雷的《玻璃眼泪》也巧妙地呈现了摄影师对肖像的超现实表达。

玻璃眼泪，1932年，曼·雷

这张裁剪过的照片，看起来像一幅电影剧照，它展示了曼·雷对电影叙事的兴趣。模特的眼睛和她那涂过防水睫毛油的睫毛都向上看，引起观者的好奇：她在看哪里？她为何如此忧伤？这张照片是艺术家和他的助手兼情人李·米勒（ Lee Miller）分手后不久创作的。曼拍摄了大量的作品“使她破碎”，以此作为对离开他的爱人的报复（类似的作品还有《坚不可摧的对象》）。但实际上照片中的模特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女人，而是一个脸颊上带有玻璃泪珠的时装人体模特。在这里，曼·雷又一次通过对静物摄影的意义的挑战，来探索他对真实与非真实的兴趣。

静物摄影在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与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手里也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斯泰肯的静物既纪实又有艺术感，《向日葵与蜜蜂》（1920年）所展现出来的纤毫毕现与冲击力便是二者结合的最好说明；意大利革命者、女摄影家莫多蒂为了给苏联的平民百姓及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摄影，深深地卷进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她的风格是支离破碎的，智利诗人聂鲁达因此叙述到：“每当我要回忆蒂娜莫多蒂，总像想抓一把雾霭那样费力。那是易碎的，几乎是无形的。到底我是了解她，还是不了解她呢？”但她看似破碎的照片中却可以引发人无尽的遐想，例如《镰刀、弹夹与玉米》（1927年），与土地紧密相连的两件物体与弹夹组合在一起，不由得让人心生振奋，同时也暗暗恐慌。

向日葵与蜜蜂，1920年，爱德华·斯泰肯

镰刀、弹夹与玉米，1927年，蒂娜·莫多蒂

他还收集了许多主题照片，比如切特·贝克（Chet Baker）、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以及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的肖像照，还有两千余张“9/11”事件的照片，从业余人士的抓拍到摄影记者的杰作，应有尽有，堪称世界之最。他平静地表示他收藏有理查德·德鲁（Richard Drew）那幅非常著名的《坠落的人》，“它是我见过的最美、最有冲击力也最悲伤的照片。大楼的一侧是黑一侧是白，这个人从塔楼上就这么笔直地坠落了。这就是摄影的力量，糅合了悲与美，也让人联想到生与死的界线。”

达利在纽约，1947年，欧文·佩恩

新闻摄影也是他源源不断收藏的一个专题。在原有藏品的基础上，他迅速发现了新的有价值的照片，比如亚力克·苏思（Alec Soth）和多罗西亚·兰格。用他自己的话说，新闻照片能给他带来一种“真实的美”，让他十分着迷。兰格的成名作《移民母亲》让他心动不已，“这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图像之美与主题之痛之间的冲突。它让我敬仰，就像蒙娜丽莎一样，但又隐藏着巨大的痛苦”。

移民母亲，1936年，多罗西亚·兰格

在为本次展览录制的语音导览中，埃尔顿爵士透露了某些照片与同性性取向的关系。爵士本人毫不避讳自己对表达同性之恋的照片的喜爱：“我特意收集了许多表现同性爱的照片，比如米诺·怀特（Minor White）和乔治·普拉特·莱斯（George Platt Lynes）的。那些照片在当时冒天下之大不韪，也给摄影师们带了很多麻烦。可是它们真美，尤其是男性裸体的线条。”

被遗忘的模特，1937年，乔治·普拉特·莱斯

自拍，1932，赫伯特·拜耳（Herbert Bayer）

莱斯的人体摄影擅长用漫不经心的动作造型显示出强烈的人物性格，并具有一种异常华丽的光泽。他真正能引起人们共鸣的是他的男性裸体摄影作品，常用一种激情的形式将男性身体显露无疑，甚至使人联想到古希腊时期的男性裸体，具有跨越时空的魅力。

然而，埃尔顿爵士似乎并不信任英国的接受能力，因此他的藏品并没有存放在伦敦的寓所中，而是放在了大洋对岸的美国。在亚特兰大，他专门为他上万张珍贵的原版照片建造了一座占地约为1.8万平方米的豪宅，与它们一同生活。对于英国，爵士与他的伴侣都认为英国虽然一直呼吁也努力接受着同性婚姻，但是他们明白，一旦同性婚姻合法化，社会仇恨与积怨便会涌上来，就像“割破一只成熟的脓包一样”，想来便觉得十分恐怖，因此，他们对英国虽然有爱，却不够强烈到留下来。

目前爵士仍在收藏的道路上前行，他对此始终痴迷而热情。戒酒之后萌生的收藏兴趣到如今已经硕果累累，他说：“也许是酒瘾的一种转移吧。但是对收藏，我却不止感到痴迷，还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之前我的伦敦寓所里满是装饰艺术，现在全被清出去了。我忽然对它们没了兴趣，我想收藏些真正与我有感情的艺术。”在摄影变得越来越容易的今天，却很难再出堪称艺术精品的好片。埃尔顿约翰爵士此次的展览也许不单单在于回味现代主义经典摄影，同时也为了唤起大众的匠心，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以少数派的身份来推动人们对多样性的认可与接受。

埃尔顿·约翰爵士一家人

埃尔顿·约翰在早年有过异性恋婚史。他在1988年接受杂志采访时正式出柜。1993年至今，他与加拿大电影制片人David Furnish维持了长达24年的关系，他们的关系也见证了英国同性恋合法化的进程。2005年12月21日，在英国同性伴侣民事结合法案生效当日，他们在温莎市政厅进行了登记。2014年3月，英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他们于当年举行了婚礼。他们有2个儿子，长子于2010年12月在美国加州出生。在美国加州，代孕母亲是合法的。埃尔顿·约翰爵士还是10个孩子的教父，包括约翰·列侬的儿子肖恩，以及贝克汉姆夫妇的孩子布鲁克林和罗密欧。

“激进的眼睛”于2016年11月10日至2017年5月7日在英国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举行。